朱青生提醒藏家 揭开国际当代艺术品市场内幕

爱德华·蒙克 《呐喊》 



弗兰西斯·培根的三联作——《弗洛伊德肖像画习作》 



安迪·沃霍尔《可口可乐3》 

    在万达以2816万美元拍下毕加索的《两个小孩》后不久，国际拍卖场上当代艺术又连创新高。11月12日的纽约佳士得夜场，弗兰西斯·培根的三联作——《弗洛伊德肖像画习作》以1.424亿美元的价格成交，超过了2012年由爱德华·蒙克的《尖叫》创下的1.199亿美元的历史纪录；杰夫·昆斯的《橙色气球狗》也以5800万美元创下在世艺术家作品最高成交价；安迪·沃霍尔的《可口可乐3》则以5730万美元成为了史上最贵的一瓶“可乐”。

    那么，这些天价西方艺术品折射出国际当代艺术品市场上什么样的内幕？该如何看待中国藏家在西方当代艺术板块的高调入市？国内外最前沿的当代艺术目前又走到了哪一步？本期大家邀请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主编朱青生，谈谈他对这些问题的观察、理解与建议。

    “天价培根”是资本运作结果

    在朱青生看来，市场和艺术没有直接的关系。他直言，作为17世纪的大画家，伦勃朗的作品都没有培根卖得贵，这不是挺奇怪的事情吗？可见，市场另有一套规律，有的画家作品之所以能迅速增值，是因为他有一批作品可以被资本市场运作。

    “伦勃朗虽然很重要、很伟大，但在一年甚至五年内，只有一两张作品可以投入市场，自然无法形成一个市场运作的规模。培根的作品，每过一段时间就可能有若干张出现在市场上，而且还有一定数量的存货可以进入市场。由于艺术家去世和艺术档案(作品全集)的编辑，所以这些存货的总量又是可控制的，有限度的，可以达到规模资本投资的效应，因此很有运作空间。当然，在西方，名家作品的价格增长都有一个比较规矩的过程，并非突然爆炒起来的。像培根的作品，基本按照每年一定的幅度在上涨，一般艺术品涨幅维持在15%左右，几十年运作下来，有如滚雪球一样，基数越来越大，终于达到上亿美元的天价。而西方的运作模式被中国人拿来以后，往往被发挥得‘太极致’，控制机制尚未形成，导致中国的所谓当代艺术品市场大起大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真正有钱又热爱艺术、文化和学术的人毕竟还太少，我们的市场本身还不具备大的资本规模，多数拿出钱来做艺术的，目的与艺术无关。”

    虽然在市场经济社会，艺术品进入拍卖行等机构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朱青生强调，市场可以载舟也能覆舟，它能将一位艺术家作品的价格炒上云端，也能让其重重跌落，无从收拾。“目前艺术品的价格状态其实并不符合整体的经济规律，任何国家或经济体都会遏制疯涨情形的连续发生，因为艺术品市场的过度生长，也会导致经济崩溃。一旦有艺术家的作品卖到上亿元，那比他名气小一些的就希望卖到一千万，名气再小一点的可能就要卖到一百万，这样导致一些人会认为其中大大地有利可图，因此不惜卖了房子买艺术品，结果过不了几年，也许上亿元的作品就跌到一百万元，而用自己的血汗买了作品的人可不就要跳楼了？”

    另外，朱青生认为，正常的社会不会允许过分投机取巧赢取暴利的行为。“作为一件当代艺术品，它本身其实无法自我增加价值，因为它既非一个可持续挖掘的金矿，也不是一家创造劳动价值的工厂，一旦艺术品的价格急速膨胀，增长的程度远远超出生产它和保存它所付的成本，与这一经济体中的中产阶层(有稳定收入的工薪阶层)收入已经非常不相称的时候，那它对这一经济体必定是有害的。而且这种情况还会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恐慌，人们会觉得艺术创作的劳动价值高，从而贬低其他一些劳动的价值，诸如给平民的孩子教书，给普通人家运煤之类的活，大家都不想干了。”

    同时，朱青生认为，如果艺术家从一开始就抱着去卖的目的来进行创作，那艺术就完了。“中国有一个伟大传统，就是艺术家的创作绝不是为迎合他人。在历史上，作为艺术家的文人士大夫，平时要承担诸多的国家、社会责任，业余时间则完全可以保持纯净和自由的状态，才能使自己获得精神的平衡和充实，因此，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几乎都是艺术家，至少是书法家，这个传统应该继承和扩展，因为现在人人都有受教育的义务，每个人都是一定程度上的文人，都有使用艺术平衡和充实自我精神的权利，因而最后有可能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

    进入市场的多数是过去时的老大师

    对于进入拍卖市场，被资本成熟运作的艺术大师，像培根、毕加索等人，朱青生还认为，他们已基本不属于当代艺术的序列了。“毕加索已经被超越两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毕加索就已经看不懂杜尚、达达主义等人的作品，他早已成为经典，成为过去时的老大师。”

    今天，真正具有开创意义的当代艺术，是全世界正在如火如荼探索着的“第五次革命”。朱青生说，当代艺术在这些年呈现出几大趋势：一、自1995年以后，国际艺术界不再认为他们有能力用一种艺术标准去主导各个地区的艺术，因此更倾向于让各地的艺术家和策展人呈现他们自己的艺术，进而构成一个国际交流平台，甚至一些西方的国际性大展也由非西方的策展人来主持。这一情况使得各个地区的艺术有了发言权、主动权，但各个地区在西方的影响之下，艺术标准又有意无意地趋于一致，不管由谁来做，做出来的基本都是方向类似的作品；二、艺术越来越转向对艺术之外的问题进行解答，艺术不再以审美为主，而是通过摄影、电影、录像、装置、文字、媒体甚至真实的对话来对人性、人的生存条件等进行监督、呼吁和促进，艺术品不再是一个好看的东西，而是一个“好用”的工具，成为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主要力量；三、不同地区的艺术家不再将自己看成某个国家和某种传统的艺术家代表，每个人都是针对“问题”来创作。

    但朱青生认为，这三种趋势都容易将艺术家变成一个意见领袖、精神领导，艺术成了政治的代言，有时真正追究起来，其意见又不够严肃认真，难于参照。所以，当代艺术最终还是要回到艺术本身。这种情况又会产生两大归复的道路：一种是往后退，回到传统，这里不是指躺在自己的老传统上吃祖宗的家业，而是指将传统作为一种因素来使用，进而重新解释、重新配置、重新创造，这就是所谓的“后现代”；另一种则是将艺术看成超政治、超理性、超知识的积极力量，远离当下的利益冲突，为人性的解放找到机会和继续向前的可能性。这正是艺术在图像时代的“第五次革命”。

    炒热国际市场无益

    建立中国的世界艺术博物馆

    在万达以2816万美元买下毕加索的作品后，有关中国藏家进军国际当代艺术品高端市场的话题，也持续发酵。对此，朱青生认为应该分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中国藏家到国际上高价拍下艺术品，不排除有一定的商业目的，但至少也表明他们希望展现中国企业的胸怀和实力，这是好事。

    另一方面，如果中国藏家以高姿态、高价位去购买国外的现代艺术品，也可能无意中对国际艺术品的价格起推波助澜作用，使得中国作为国家文化策略，陆续大批量地引入西方和国外艺术品的机会锐减。“从很早以前到今天，康有为、蔡元培、徐悲鸿和我的老师秦宣夫、吴作人这一代，我的导师邵大箴这一代，再就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一直持续不断地致力于在中国国内开办一座世界艺术博物馆。因为大家都意识到，中国需要整体民族素质的提高，只有建立起一座收藏了从古埃及艺术品到毕加索等伟大作品的世界艺术博物馆，才能让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孩子获得一种真正世界文明的美育。事实上，只需要两三亿元人民币——仅仅比拍一幅毕加索多几千万元人民币，我们就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世界艺术博物馆的雏形，从某些渠道整体收入一批较为珍贵的西方艺术品，其中包括了米勒、库尔贝等众多大师的作品。我自己去看过这批东西，不错，官方和社会机构一时凑不足这笔钱。另外，2016年的世纪艺术史大会申办成功，将在中国召开，世界各地的艺术史学会和研究机构、博物馆的有识之士，也都非常乐意帮助中国完成世界艺术博物馆的建设目标。他们一再提醒我们，中国的藏家千万不要在国际市场激进地抬高收购价，否则将大大不利于中国建设世界艺术博物馆的目标。因此，我们应该比外国学者对自己的祖国和文化发展更多一份民族责任心，一种自觉意识。”

    朱青生强调，收藏艺术并不完全是钱的问题，还需要见识和品位。“一次有个法国人带我看过一幅18世纪末的旧挂毯，残损严重但也能修复，只要2000欧元；另一位德国友人收到一个19世纪初的大理石小雕像，手指有点残，才200欧元。收藏是知识的增长和教养的推进，更重要的是心愿，伟大的文化永远是一个时代人性光辉的结晶！”

    市场导致的认识偏差亟须纠正

    与国际当代艺术的发展潮流和状况相比较，朱青生认为，国内的当代艺术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确实在认识上遭遇市场的干扰，以至于把二十年前的一批知名油画家的作品当成了当代艺术的主要代表。“他们这批油画家的确曾经做出过很大贡献，有些作品的质量也相当高，但即便是在当时，当代艺术也不是只有绘画，还包括行为艺术、观念艺术和装置艺术等，只是因为绘画好卖，市场就把绘画炒起来，将当代艺术的内涵弄偏了。现在，应该纠正人们的认识偏差了。”

    朱青生说，今天最前沿的中国当代艺术，其实与国际当代艺术基本同步，已成为一个备受世界关注的现象。具体而言，国内的当代艺术也有三个方向：一、用传统的形式和西方现成的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创作；二、试图突破西方的理解范畴，做一些冲击性的作品，像蔡国强在巴黎塞纳河上所做的“一夜情”， 就触及了人们共同的道德边界，连法国人都略感震惊；三、将艺术变成一种政治化的力量。 

    甚至，朱青生认为，由于中国当代艺术家在道德底线和动用材质(活的动物和人的尸体及艺术家自己的身体)等方面都曾走极端，中国的当代艺术一度把世界当代艺术的风头都抢占了，展现了很强的创造力。“但目前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如何超越安迪·沃霍尔和博伊斯这一代已经达到的艺术水准，即观念水平，让艺术更多地关心当下问题，留给观众自我认知、自我觉悟的机会，使之成为一个有创造能力、有判断能力的人。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禅宗的方法，准确说来，这种艺术方法曾经被禅宗所使用。现在，有中国艺术家就直接将禅宗的公案变成一件艺术品，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像宋冬，在他的每一件作品中，基本都有一个禅宗的公案在里面。但禅宗有先在的规定性，利用艺术的方法来修道，目的是要让人归于绝对的虚无。而当代艺术讲究超越，其实就是要超越任何规定性，包括超越本来无一物的绝对的虚无，自由也可以是走向实在，与物融为一体。”朱青生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