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纽约时报》与北京保利的报道风波

    近期，《纽约时报》的两篇报道指向了中国的两家大拍卖公司，文中都提到了国内拍品的拒付款问题，在国内秋拍火热的形势下，为致力于高端收藏的人们泼了盆冷水。而去年12月16日的一篇文章，更是直接把北京保利拍卖摆了出来，一边说着“在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上，保利就是房间里的800磅重大猩猩，没人管得了”，一边随手在这只“猩猩”上划了几刀。

    《纽约时报》的报道“再一次”把中国艺术市场“充斥着诈骗、赝品和拖欠拍卖款的行为”作为报道点，并引申指出，“这家实力雄厚的公司（保利）非但不会助改革一臂之力，反而可能会成为改革面临的一个艰巨挑战”。赝品、拖欠、诈骗等拍场行为，在国内并不是言论荒地，国内诸多媒体都对这些方面的行为进行过曝光。如果说这些报道的新意，大概也就是把北京保利摆放的位置了。

    报道中有几处让人在意的对比，第一个是保利过低的交易付款率与嘉德快速增长的交易付款率，这个对比把保利摆在了拖后腿以及不可信的位置上。而北京保利在官方回应中表示，“截至目前，保利拍卖所有成交额8000万元以上的拍品均已实现全部付款交割完毕”，并说“报道所称数字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谁是谁非尚不知晓，但对于刚报道嘉德齐白石《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未付款的《纽约时报》来说，这样的对比，隐隐让人觉得有挑事嫌疑。第二个对比是苏富比、佳士得在国内与保利扩展海外市场。文中表示佳士得与苏富比目前受到严格限制，获批的拍品仅限于钟表、酒品、珠宝和中国当代艺术品，并不包括利润更丰厚的古董和中国传统字画。在国内政策尚未放开的情况下，这种抱怨意义其实并不大。相反，保利在香港首拍，并在美国设立办公室征集藏品的举动，意义更甚于此。如果保利取得成功，国内的许多拍卖公司肯定也会有类似的动作。
    北京保利的官方回应声明与《纽约时报》的报道如今都呈现在了世人面前，谁的数据更真实，谁的话语更诚恳，去分清这些对于我们来说不用太费神。我们所需要做的，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如《纽约时报》的报道，确实是拍卖市场的规范化，但这是个群体势力的努力范畴，如果按报道说的保利会阻碍这一进程，并不值得人相信，在商业的发展过程中，规范化之于市场，是不可逆的一个前进，如果能阻挡住这一进程，更有可能的原因是这个市场并不值得正常存在。

    报道中的一段描述让人印象深刻，“在纽约和伦敦，晚场拍卖是低调而高雅的活动。买家通常是着装雅致的资深收藏人士，彼此认识。进行交易时，拍卖师音调柔和，买家轻轻举牌竞拍。在中国的拍卖会上，尽管现场的服务人员训练有素、戴着白手套，但买家们穿着休闲，有人大嚼纸袋里的零食、打手机，致使一种不大的嘈杂声贯穿全场。会上曾出现过大价钱拍下画作的买家将画布一卷、夹在腋下，然后走出会场的事情。”相较之下，人们可能更喜欢第一种氛围，但是，谁都不可否认，我们也是在拍卖，而且，我们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