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是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被看作是市场真正步入成熟的开始。在此之前，中国艺术品交易市场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大致为1992年-2002年，属于市场发展的起步阶段，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国内拍卖行业从无到有。2002年《文物保护法》的修订是国内艺术品拍卖行业的第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后，国内艺术品拍卖迎来发展的第二阶段：规范期。2003年《文物拍卖管理暂行办法》和2009年《文物艺术品拍卖规程》的先后出台，正式宣告中国艺术品拍卖规范性经营体系的确立。

　　而在2009年之后，中国艺术品交易市场所呈现出的最大特征非金融化和国际化莫属。艺术品基金和文物艺术品份额化交易(文交所)等金融产品的介入，在推动市场进入“亿元时代”之后，更迅速将“金融时代”引入到艺术品交易市场中。随后，中国嘉德、北京保利相继在2012年进驻香港，并成功举办了各自的首场香港拍卖会；2013年，苏富比[微博]、佳士得分别进驻北京和上海，并成立了苏富比(北京)拍卖公司和佳士得(上海)拍卖公司。

　　但对2014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来说，北京匡时拍卖董事长董国强用“今年秋拍是公司成立以来最艰难的一次”来形容，他认为中国文物艺术品的市场正处于“不温不火，平稳过渡”阶段，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概念基本吻合，“提质、增效”成为关键。

　　如果说调整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这种严峻态势恰恰突显了行业发展的新课题和新机遇。北京保利拍卖执行董事赵旭表示，“艺术产业跟经济之间的关系是正向的，但是艺术产业的坚固性肯定是大于经济的。”

　　新常态下的生存策略

　　新的市场环境和经济形式，让艺术品交易市场自2012年之后就陷入了一场严重的调整风波当中。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艺术品市场的交易份额在逐渐减少，也使“亿元时代”在短短两年之后陷入沉寂。虽然艺术品市场仍旧有金融资本的介入，但在市场信心受挫的当下，购买力下降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除了如董国强所坦言的“征集难度增加”之外，更多的也在刺激拍卖公司转变经营策略。

　　原本不受市场关注的新兴拍卖项目被不断挖掘壮大，在这当中，当代水墨的表现可谓是调整之下的意外之喜。苏富比(北京)总裁温桂华认为，“拍卖行作为二级市场的主力军，多元化极具代表性，而且是时代的产物，或者可以说是整个艺术品市场自我繁衍和调整下的缩影。艺术品市场的多元化有以下4种表现，艺术创作的多元化、社会认同的多元化、藏家的多元化和艺术品市场经营的多元化，而具体到拍卖公司的多元化经营则表现为：拍卖板块的多元化、业务方式的多元化和拍卖参与方式的多元化。由此可见，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已经从理想转向现实操作和未来设计”。

　　对于具体的现实操作，北京荣宝拍卖公司总经理刘尚勇则从细分市场、精准服务、明确靶标及责任到位四个维度，回答了“新常态”下艺术品拍卖公司的生存策略。“亿元行情的离去，固然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社会环境的不适应，而其中的内在原因则是文化能动性和文化动力不够。”

　　多元化经营不仅是拍卖行面临的问题，更是画廊发展的瓶颈。北京画廊协会会长程昕东认为，画廊实现多元化经营是大趋势。

　　艺术收藏与消费

　　论坛第三单元由于有着多位国内知名艺术品收藏大鳄的参与，而成为当天最引人关注的环节。有着“法人股大王”之称的刘益谦，同样是个在艺术品交易市场当中一掷千金的“主儿”。尤其是最近几年，很多破纪录拍品的出现都有着他的贡献。比如在今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上，豪掷2.2亿人民币买下了一件明成化时期的斗彩鸡缸杯。而后又在今年秋拍时，又从香港佳士得以2.7亿人民币的天价买下“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

　　刘益谦的收藏观念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种个人行为”。在他看来，艺术品的收藏其实也是一种消费方式，不应该狭隘地将这种行为过多地与价格纠缠在一起，“这就好比逛街购物遇到自己喜欢的商品后的表现一样，艺术品的消费能给我带来一种快感，尤其是在我有了自己的美术馆以后，这种感觉变得更为强烈。”

　　刘益谦多少带点“任性”的收藏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与华艺兄弟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中军有着共同之处。与刘益谦稍显不同的是，王中军自小习画，对艺术品有着自己的价值判断，过去收藏了很多中国当代艺术以及学院派风格的作品，但近几年的方向却转向印象派。今年11月，王中军于纽约苏富比以6176.5万美元的价格将凡·高的《雏菊和罂粟花》拍下，创下新的拍卖传奇。

　　对于艺术品的收藏，王中军更多的是在用一种欣赏的态度去“消费”，“在艺术品的收藏上我不是考虑赚钱，就是消费，就是要去满足那种坐在那里叼支雪茄看着的美。”（记者王宁）

来源:新浪收藏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