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1日上午9时，萧元在广州中院受审。检方指控其贪污齐白石、张大千、八大山人等名人的画作100多幅，涉案金额约亿元。据指控，萧元在几年时间里，多次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图书馆藏品库钥匙，将馆藏名画拿出来，临摹完成后，将真品据为己有，把赝品放回藏品库。这些真画有百余幅已被萧元委托拍卖公司卖掉，获得价款3000多万元。检方称，剩余的画作经评估价值7000多万元。

　　更具体的一些细节还有：检方称，萧元共贪得作品143幅，委托拍卖掉125幅；广州美院图书馆藏画库共有三道门，钥匙分别由三个工作人员掌管，但正副馆长却有全套钥匙（事实上是2把钥匙，第三道门从来不锁），普通师生借画需要工作人员一起开门才行，但正副馆长取画却不必履行这些程序；此外还有个细节是，萧元声称在他任图书馆长前后，该馆调包作品的现象长期存在。

　　萧元其人，我略知一二，早在1998年他任湖南大型文学刊物《芙蓉》主编时，针对当时被美女作家所笼罩的“70后作家”现象，开创性地更化“重塑70后”，推出了一批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70后作家，一改此前由70后美女作家造成的奢靡文风。此项行为后来被一些高校编入教材，算是进入了当代史。艺术圈对他并不怎么了解，原因不外乎他一不从事艺术创作，二不从事艺术批评，三不从事艺术经纪，四不从事艺术传媒，基本上不在艺术圈的一线出没，跟艺术相关的一道桥梁是他研究艺术史。而艺术圈之所以对此事有所注意，也不外乎他落马时是在艺术平台上（广州美术学院），以及经他手出货的竟有上百张大师之作。

　　萧元事发是在2014年4月，官方公布时间表明，作案时间是在2003年至2006年。短短三年时间就能“借出”、“临摹”、调包大师作品 143幅（沿用检方数字，萧元本人认为只有130多幅），平均大约是每周就临摹调包一幅作品。这种密集程度相当恐怖，任何一个学过画的人知道，临摹一幅大师作品，要达到精气神颇有相似度，首先是临摹者的功底得相当了得，其次是从观摩到下笔、到作品差强人意，还需费一番时间。即便假设萧元一次性“借”出作品多幅，拉长单幅作品在自己手上的时间，那总工作量也并没减少，结合萧元本人并不日常性地进行艺术创作，我们不禁要“感叹”：这等“天才”，何以就浪费了呢？

　　顺着这个思路往深入想，“细思极恐”：大师真品被调包——学院师生不知情正常借出观摩、学习——受到临摹者的误导——师生信以为真进行再传播……因为事发在高等美院，可怕的不仅是一幅作品的真伪好坏问题，而是一种艺术观念无形中被偷梁换柱、像病毒一样摧毁美学架构而传播者和受众并不自知的过程，他们都以为自己看到的是真家伙，传播的是真美学。当然，这些后续，实际上已并不完全跟萧元有关。

　　从辨析的角度说，如果广州美院图书馆的出借制是完善的，那萧元还能这么轻易地像在自家书房一般“取”走这么多作品吗？如果图书馆掌管藏品库的工作人员懂一点书画，萧元或其他人还能轻易调包吗？在当图书馆的藏品要移交美术馆这个对艺术品更专业的平台时，萧元便停止了调包行为，由此反证，上述的如果，只要有一个成立，萧元作案之心就能收敛。

　　人，原本就有趋利之心，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当野狗肆无忌惮地钻到自家菜地乱扒一气时，在对施害者进行惩治的同时，是不是要问责一下留下篱笆空当的管理制度？须知，只要篱笆存有空当，服法了萧元，还有萧方、李元……依靠人的自律进行管理，是各种管理法则中最高级、同时也是最低等的方式。说它最高级，是在于被管理者必须有相当高的道德准则才奏效，说它最低级，是在于这种管理方式已经无数次被证明最能出问题。

　　从萧元作案到事发这10年中，他是否有侥幸心理，我不知道。但这种案件，通常就反复阐明一个原理：不被发现，那就是隐性的巨大获利者，或许还是单位功臣，被发现了，那就是罪人，是破坏者。一系列管理中的问题，非但损害了一个集体的共同利益，同时也是诱惑、勾引某些个体人走向罪恶的潘多拉之盒。

　　有一个数据比对也很值得玩味，萧元出手的125幅作品，二级市场拍卖总价才3000多万元，而剩余的18幅作品，却被估价为7000多万元。一般来说，艺术品在二级市场上的成交价，是所有成交价中最高级别的，18幅作品检方委托估价居然是125幅作品拍卖价的一倍多，而那18幅中还有部分作品是拍卖公司认为是赝品的，尽管可能会有时间因素、尺幅因素的差异存在，但这种不对称仍然显得很蹊跷——平均算来，也就是那18幅作品中的单件是125幅作品中单件的6倍多。事实上，广东的两家省级鉴定机构，对余下18幅画的价格鉴定，结论也是迥异。这要不就是拍卖上出了问题，要不就是执法估价上出了问题。但无论哪种问题，是否也说明了一点：当艺术品的价格缺乏一个公开、公正、透明的价格标杆时，谁的话语权更大，那就是以谁的价格为准？这样的艺术品估价系统，健康吗？这也是萧元案留给艺术市场的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来源:新浪收藏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