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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美术网讯 1874年3月,一群被官方沙龙屡屡拒之门外的画家决定自己办展览,参展人数达30人,也是他们8次展览中最多的一次。不出预料,展览遭到许多评论家的抵制,一位记者逐一讥讽画展中各种“无法理解”的画,干脆拿莫奈的《日出·印象》为名揶揄这批画家为“印象派”,不料就此载入史册。
如今印象派画家赫赫有名:马奈、毕沙罗、德加、雷诺阿、西斯莱、塞尚、莫奈、莫里索……也参加过几次印象派画展的塞尚、梵高、高更,并称“后印象派”三杰;点彩画的创始人乔治·修拉和保罗·西涅克,则在美术史上被命名为“新印象派”,彼此有联系,也各有开拓。印象派直接启发并催生了现代艺术的问世,后来的野兽派、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流派在20 世纪初百花齐放。
印象派不仅在美术史上地位重要,在市场上也倍受追捧。据当今美国艺术交易市场的统计,美国人购买的绘画作品中,泛印象主义绘画作品占到了70%-80%。梳理目前世界上价格最贵的10幅画,其中有3幅是印象派作品,更占据第一、二名……印象派为何如此所向披靡?这是一百多年前那批叛逆者无法想象的。
印象派更易被接受
印象派受人青睐也许并不奇怪。BBC《印象派——绘画与革命》节目中,主讲人一开篇抱来了一堆各色商品:雨伞、衬衣、钢笔、化妆品、巧克力盒子……上面无一例外都印着印象派的画,“因为这些作品看上去是这么甜美愉快。”
业界一般把1800年以前的经典画家称为“老大师”(Old Master),欣赏他们的作品,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化门槛相对较高,而且大多已被博物馆收藏,市面上流通的很少。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之前卫先锋,或是戏谑扭曲,或是充满批判和隐喻等等,往往难以理解进入——2000年至2008年间,英国画家培根的价格纪录被7个买家从297万英镑提高到4300万英镑,但其中好几位都表示,把培根反映暴力施虐题材的画挂在墙上会深感不安。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马克·罗斯科的一幅《紫色,绿色和红色》创下1.86亿美元的天价,画面由3个长方形色块排列组成,简单至极,引起网友一片调侃:“这我也能画”、“艺术的世界,你永远不懂”。
印象派继承了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让艺术面向当代生活”的传统,逐步摆脱对宗教题材的依赖,艺术家们走出画室,走进自然,痴迷自然在光线色彩中的变幻,为其留下了瞬间的永恒图像。印象派的画作总体说来色彩绚丽、题材平易近人,无论是莫奈的宁静睡莲,雷诺阿笔下娇艳的女人肌肤,梵高怒放的向日葵,德加捕捉的芭蕾舞女倩影……都容易被观者接受。
而且印象派画家不乏传奇的加持:梵高发了疯割掉耳朵,高更抛家弃子遁入塔希提与土著一起生活,莫奈整个后半生43年都隐居小镇吉维尼,造了一个花园画他的睡莲……这些有温度的故事广为流传,也为画作增色。富豪新贵们青睐印象派还有一个原因——保真。老大师的作品总难完全确保这一点。这也得益于早期印象派画商的远见,坚持把经手作品从多角度拍照、记录存档,为印象派的代表画家出版确凿可信的全集相对更容易。
印象派画商第一人
说回BBC的节目,主讲人一开始摆出印象派龙门阵,其实用意是提醒人们:虽然时至今日印象派已登堂入室,为大众认同,但在诞生之初,这群画家引领的是一场美学革命。其时统治画坛的是新古典主义一派,代表人物为安格尔,大卫·路易等,崇尚“理想之美”。他们和柯罗、米勒等巴比松画派在市场占主流地位。在19世纪70年代,印象派画家除了少数几个出身优越,如巴齐耶、德加、卡耶博特,普遍都因卖不出画生活极其潦倒,直到一位画商出现。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莫奈避往伦敦,在此结识了法国画商保罗·丢朗-吕厄,后者因而认识了一大帮印象派画家。丢朗-吕厄独具慧眼,觉得这些年轻人的风格比较接近他一贯经营的巴比松画派,会有市场,并认定他们大有前途。他开始每人几十幅地大手笔购入这些年轻画家的画,还支持他们办展览,提供场地经费。
丢朗-吕厄与艺术家建立起紧密关系,对其比较信任的印象派画家,几乎把作品全都交给他,账目定期结算,成为现代艺术经纪制度的滥觞。丢朗-吕厄往往是按月预付给画家们生活费用,承担了很大的风险,期间他也曾经历破产。雷诺阿对他的儿子说过:“没有保罗·丢朗-吕厄,我们不可能活到今天。”莫奈在困难时曾被旅馆赶出门,一度想过跳塞纳河自杀,丢朗-吕厄劝说鼓励画家,“不要感到绝望。我相信你,继续画下去吧,我们一定会找到市场。”
印象派渐为人接受,1879年第四次画展闭幕后,丢朗-吕厄一算账,竟然赢利超6000法郎。1886年,丢朗-吕厄更大胆地将300幅印象派画作打包,乘船赴美,花了三个月组织了一场展出,并在华盛顿、辛辛那提和费城四处游走,拜见收藏家们。尽管报纸仍有讽刺之声,但美国公众并没有带着嘲笑离去,而是对巴黎的艺术充满了好奇。丢朗-吕厄以4万美元卖出了49幅画,这在当时十分可观。阿尔伯特·巴恩斯费城基金会的100多幅印象派画作,都是从他这里买入的。包括俄国、日本的收藏家也是经他手开始购藏印象派。
丢朗-吕厄推动这些当时的先锋作品方式巧妙,他办展览时,会把印象派与巴比松画派摆在一起;后者崇尚自然,对景写生,对印象派也有启发,他们早已得到大众和市场的认同。丢朗-吕厄让人直观了解两者的联系,润物无声、循序渐进地推荐印象派,取得不错的收效,他既是协助印象派画家建立起名声,实际也“帮他们进入了美术史”。
1912年在鲁阿特收藏品的拍卖会上,保罗·丢朗-吕厄以43.5万法郎买得了德加的《横杆前的舞者》,他这次的竞价甚至高出了卢浮宫,在当时创下了在世艺术家作品的最高价。标志着经过40年发展,印象派作品价格已有了极大的提升。这位印象派画商第一人于1922年去世。
美国人推高整体市场价格
“美国人是20世纪最重要的买家。”进入20世纪,美国经济因为铁路建设、电气革命、西部开发等原因迅速发展,有钱了的美国人什么都买,“与美国买家在柯罗和巴比松画派身上挥霍的钱相比,印象派画家得到的只是一个零头”。在美国通胀的影响下,“印象派作品的最高价从1870年至1900年涨了三倍。”
当欧洲经历二次世界大战而元气大伤,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却空前膨胀,一个时代的文化心理也在发生转变。曾花费重金、满怀敬意购买老大师作品的美国人,开始大批转向印象派和现代派作品,后来又转向当代艺术。事实上,当代艺术就是美国人一手推动起来的。
美国文化在优雅的欧洲人眼中人微言轻,总是和粗鲁、没有涵养的形象相连。变得自信的美国人,开始割断与欧洲的文化脐带,决心全力打造独立的“美国艺术”。战后的冷战对峙中也不乏文化攻势,美国虽然没有文化部,但有其一套文化运作机制,动用强大的文化宣传和160多个基金会的巨额资金影响市场,首先把抽象表现主义,然后把波普、极简、观念、装置等“美国式”艺术确立为国际当代艺术的主流。世界艺术的中心从巴黎移到了纽约。
这场文化趣味的革命如此彻底,有人举出数据,到了21世纪,拍卖价格最高的100幅画作中,有不少于90幅是1870年之后的作品。而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候,100幅最贵的画中有90幅是老大师的作品。即使是一些名副其实的经典画家也不能幸免。1911年伦勃朗的《磨坊》拍出1.033万英镑,使其成为当时全世界价格最高的艺术家。但此后五十年他再未卖出这样的高价,他的可流通的作品越来越少,赝品泛滥,市场萎缩。直到1961年伦勃朗的《亚里士多德沉思荷马胸像》以82.14万英镑卖给了大都会博物馆,但纪录在半个世纪中上涨了8倍,被认为是勉强跟上了通胀的步伐。目前世界上最贵的10幅画中,除了3幅印象派,3幅属于现代艺术,4幅都是战后的美国当代艺术,可见一斑。
美国富豪热衷购买艺术品,另一个公开的原因就是可以借此减税。美国税收政策的规定有利于天价艺术品的出现:如果一幅画用于公开展出,其价格的30%可以抵扣所得税,在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政府时期,这一数字上升到100%。丘吉尔曾经的儿媳妇、传奇的帕梅拉·哈里曼夫人,她在后两次婚姻中继承了巨额财产,就曾把梵高的《玫瑰》交给华盛顿的美国国家美术馆,抵掉了6000万美元的税款,按当时梵高作品最高价计。
这也从某个侧面刺激、呼应了二战后博物馆在美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全世界的艺术品都涌向了美国,在大西洋两岸重新分配,美国的博物馆收藏迅速崛起。“1960-1963年间,美国每3、4天,就新开张一个博物馆。以致到80年代中期,每一百万美国人就拥有21个博物馆。”有人将西方70年代大建艺术博物馆之风,比作中世纪欧洲各地兴建哥特式大教堂,“每个城市都想拥有自己的博物馆,就像11世纪初每个城市都想拥有自己的大教堂一样。”
总之,美国人的热情和努力推高了艺术品整体的市场价格,作为受其青睐的艺术流派之一,印象派的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
购买艺术品是一种投资
购买艺术品不仅是高端身份的象征,更是一种投资策略。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在令其获得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福尔赛世家》中,形象地塑造了一位搞艺术品投资的主人公之一索米斯。对他而言,做艺术生意无关崇高,完全是因为艺术品赢利能力比传统国债等方式更强。
索米斯投身艺术市场近20年,也磨炼出了精明眼光,他之所以会买下高更的一幅画——“那难看的东西”,还有马蒂斯和后印象派的作品,不是因为喜欢,而是认为想要赚钱的人在购买这些画。索米斯的秘诀是,必须“用别人的眼睛来凝视艺术品”,买下将要流行的、而不是正在过气的作品。
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名利场:1850年以来的艺术品市场》一书的作者戈弗雷·巴克,根据他的数据统计和考察,得出的结论是:艺术品价格上涨最快的时期,不是世界经济普遍繁荣之时。就杰作而言,在股市债券、货币及其他投资方式低迷之时,其价格上涨最为迅猛。他认为,与工业股票和金融服务不同,艺术市场是一个小市场容易被合法操纵,而且这个市场可以随意定价,画作没有与生产成本相关联的自然价格。艺术品是触手可及的实体,在危机爆发时,这种资产的价值不一定会像银行和公司那样蒸发,还有回升或突破的余地。简言之,艺术品是硬通货。当热钱在其他领域碰壁后,涌入艺术品市场,自然会抬高艺术品价格。
罔论道德与否,操纵市场事实上无处不在,而且是合法的。作家萨拉·桑顿在《艺术世界里的七天》里写道,艺术是个小世界,一小群人互相认识着,并共享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与华尔街和世界各地的证券市场相比,艺术品市场“实在太小了”。戈弗雷·巴克则写道,苏富比和佳士得的专家对他承认,要“安排”毕加索或沃霍尔一幅画的价格,只需圈中几个人合谋就能做到。
对于掷下重金的这些买主,这笔交易可谓名利双收,甚至能带来直观利益。2013年纽约佳士得,培根的《卢西安·弗洛伊德的三联画》拍出1.424亿美元,创下了画家个人的新纪录,也成为当时通过拍卖会交易的世界上最贵的画作。有评论家在场见证了交易成交时,拍场观众一起起立鼓掌,因为“他们都知道接下来在市场上将会发生什么”。事实也的确如此,此后培根的其他作品价格全线上涨了5倍到10倍。
所以美国的百万富翁大卫·洛克菲勒,在1956年曾以18万美元买下了塞尚《穿红马甲的男孩》的第二版,也是画家创纪录的价格,动机当然并非单纯只是为了艺术。他的母亲阿比在30年间一直在收藏塞尚、德加和雷诺阿的作品,这个市场和他们利害攸关。
一个艺术家创纪录的价格对整个流派的艺术家也有直接拉升作用。1987年,梵高的《向日葵》被日本人以2420万英镑的惊人价格买下,创下当时画作价格的世界纪录。这一重磅消息拉开了此后3年艺术家身价暴涨的序幕。雷诺阿、德加的作品价格很快达到新高点。1990年,梵高的《加歇医生》以8250万美元的天价再创世界纪录,随后这一批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价格又攀新高峰。
拍卖行的市场运作
二战后,拍卖业也兴盛起来,逐步成为高端艺术品交易的主要途径。18世纪中后期先后在伦敦设立的苏富比与佳士得,是拍卖行业航空母舰级的两大霸主,一度控制了全球95%的艺术品拍卖市场。印象派画作价格上涨,也少不了他们推波助澜的运作。
印象派拍卖在20世纪50年代掀起一个小高潮,就和一次刻意的运作相关。1957年5月,伦敦苏富比要拍卖10 张梵高的自画像。当时新上任的主席彼得·威尔逊十分有商业头脑,他说服董事会雇来JWT广告公司做拍前的宣传公关。正巧好莱坞刚拍了部梵高传记片《生命的渴望》,男主角迈克·道格拉斯还获得了这一年奥斯卡影帝的提名。JWT于是借势大为宣扬,收效颇丰。
当年7月,苏富比再次如法炮制,将第一次印象派专场拍卖的前期宣传外包给JWT。脑洞大开的JWT,这次邀请到年轻的女王陛下伊丽莎白二世前来观摩,让所有人大吃一惊。JWT抓住这个新闻点,大肆渲染,甚至说女王特别着迷于其中一幅德加的彩色蜡笔画《受伤的赛马师》,甚至考虑要亲自竞买——当然这不是真的,但这番炒作赚足了眼球。于是同年11月,大洋彼岸的纽约博耐特拍卖行,紧接推出了另一场印象派专场。女王都去看预展了,美国的权贵们能不为所动么?当时美国的顶级富豪家族:洛克菲勒家族、福特家族、范德比尔特家族、高兰迪赖斯家族、迪伦家族、雷曼家族倾巢出动,云集拍场。参加印象派拍卖一时成了社会名流的身份象征。整个1957年,印象派的价格连创纪录,市场也变得更为国际化。
正是有了前几次的良好收效,到了1958年,雅各布·戈德史密斯的印象派收藏拍卖也选在伦敦苏富比举行。他收藏有3张马奈、2张塞尚、1张梵高和1张雷诺阿,幅幅都是顶级精品。彼得·威尔逊为这7幅画开设专场,以示重视,另外还创新地开办“夜场”:所有出席者都穿着晚礼服,如同参加盛典活动,提升了拍卖的格调。直到现在,拍卖行的重头戏也往往安排在夜场。
10月15日晚,伦敦的警察都被发动前去拍场维持秩序,控制在邦德大街上向苏富比大楼涌动的人群。马奈的《旗帜飘扬的莫尼耶街》以11.3万英镑成交,创下当时的现代绘画拍卖纪录。这个纪录随即被拍出13.2万英镑的梵高《阿尔的诗人花园》打破。接着奇迹再次发生,塞尚的《穿红马甲的男孩》竞价持续攀升,直到亮出22万英镑的天价!此次拍卖,梵高拍出了此前最高纪录的4倍,马奈是10倍。这些空前的价格表明,一个新的时代来临,印象派最好的作品,可与最好的老大师作品比肩了。
一周后曝出《穿红马甲的男孩》的买家是美国收藏家保罗·梅隆,当被问到是不是觉得太贵了,他的回答成为金句:“你站在那样一幅作品前,钱还算什么。”这句话被苏富比和佳士得拿来印在每一本印象派图录的扉页上,或在拍卖预展上高高悬挂。1989年佳士得,保罗·梅隆以1700万英镑将马奈的这幅画转卖,除去通胀后相当于1958年价格的50倍。
保罗·梅隆的父亲是做过三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安德鲁·梅隆,曾在美苏没有建交时,以巨款背地购进苏联抛售的一批冬宫名画,这一秘密曝光后他遭到强烈质疑,梅隆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生命与永恒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有时拍下一幅天价作品,完全是出自一种类似的突然“任性”。曾任苏富比纽约拍卖行总裁的黛安娜·布鲁克斯女士,回忆自己1989年替杂志业大亨沃尔特·安能伯格代为竞拍,以4070万美元拍下了毕加索的《狡兔之家》。安能伯格如同陷入迷狂,完全不顾价格飞升,在电话那头不时地喊道:“这是我做过的最了不起的事情,这是我生命的意义所在!”“哦!哦!我们赢了!”恰如有人所说,只有买家的想象力才是艺术品价格的极限。
拍卖行也竭力鼓励这种“任性”,开出优惠条件诱使天价问世:不少买家即使拍下了天价作品,也不需要一次性付出全款,拍卖行甚至还会让买家用拍品抵押再贷款给买家。《名利场》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曾有一位美国收藏家在苏富比买了几幅画,把它们带到佳士得,用作借贷抵押。他用这些钱在佳士得买画,带到苏富比抵押,借更多的钱……最后据说两家拍卖行发现它们借出的钱接近5000万美元。没有人知道这些拍卖行的坏账到底有多少。2001年至2009年,标准普尔把苏富比的信用评级降至BB-级(“垃圾”级),认为该拍卖行“资本结构放贷过高”,其借贷“容易成为坏账”(佳士得没有上市不公布财报)。
1987年苏富比纽约拍卖行,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开发商阿兰·邦德,在2200名倒抽一口冷气的出席者面前,报价5390万美元竞得梵高的《鸢尾花》。后来曝光,此前苏富比宣称《鸢尾花》比佳士得的《向日葵》更杰出,收藏家手上的作品没有能与之匹敌的,他们与邦德达成交易,只要他的报价超过5000万美元,苏富比就把一半的钱借给他。于是邦德让全世界最贵的画又涨了1400万美元。一位伦敦交易商当时作为邦德的代拍人,在4000万美元报价时开始问他:“你确定你能做到?”邦德毫不在乎,接连说,拥有梵高的这幅画是他的最高梦想。但事实上他最后出不起这笔钱,交易没完成。
此事曝出后引发了持续的争议。拍卖行从此被禁止再用艺术品作为抵押物放贷。不过银行和基金随后取而代之,其贷款额通常相当于所抵押艺术品价值的50%。“这意味着,一件艺术品不需要被真正买下,搬回家中,而是一个金融产品,从买入到卖出都不在买家手中。” 1989年初,美联储为了平抑高涨的房价,将利率调到11%,很快这一年苏富比的拍卖有1/3藏品的拍卖价低于预期,可见两者关系之紧密。
日本人的印象派情结
印象派作品的交易向来被视为艺术市场的晴雨表,最能反映市场行情的基本走向。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其价格在震荡中表现出戏剧性的高速增长。据不完全统计,买入印象派作品的第一次热潮在1965年至1971年,价格上涨了117%。之后第一次石油危机使作品下跌了54%。第二次购入热潮更为疯狂,1982年至1990年印象派作品价格上涨了602%,接下来的3年暴跌55%。2005年到2008年,印象派作品价格迎来第三次热潮延续至今,攀升到第二次热潮价格水平的两倍。
其中第二次印象派购入热潮主要是由日本人引领的,追溯这种热情起源,其实已有百年渊源。1854年美国与日本幕府签下《神奈川条约》,强迫日本通航通商,自此日本的艺术开始流入西方,并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了一股喜好日本艺术的热潮。这股风潮首先席卷了巴黎,然后流行开去,在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达到了巅峰,展出的百余幅日本版画被抢购一空。此时的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是羸弱腐败的国度,对其艺术也多因无知而态度轻蔑。
当时巴黎的许多商店都开辟了日本专柜,几乎每间画室和时髦沙龙都有日本和服的身影。印象派新秀们也深受感染,他们经常在盖尔波瓦咖啡馆讨论日本美术,其留白、颜色平涂、没有阴影的平面构图、细腻清晰的线条等特点,印象派从中收获最多。每一位印象派画家都收集有日本扇子或木刻版画,有的人甚至收藏有几百件之多。这些日本物件往往作为装饰元素出现在他们的肖像画和室内画中。莫奈以其夫人为模特画的《日本女人》,满目都是日本元素;梵高在1888年完成的《唐吉老爹》,从背景可以窥见他的画室环境。梵高尤其喜欢临摹浮世绘,他用油彩这种迥然不同的媒介临摹过歌川广重的《开花李树》 《雨中桥》 《花魁》等,趣味别开生面。
二战后日本经济突飞猛进,一跃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一贯崇尚西方的日本人也开始关注海外艺术品投资。到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企业和金融家大肆收购西方艺术品,就像他们在房地产上那般狂热。1987年至1990年购藏高潮期间,日本购买的艺术品约占世界交易市场的30%以上。
正是由于印象派与日本艺术之间的缘分,让日本人在拍场上对印象派尤有情结,大批量购入。1990年,日本第二大造纸商大昭和制纸的创始人齐藤了英,更砸下8250万美元坐拥梵高的《加歇医生像》,用7810万美元将雷诺阿的《煎饼磨坊的舞会》收入囊中,成为全世界最贵两幅画的主人。齐藤了英曾就此事发表声明,披露了购买动机不是因为热爱艺术,他在十年前与日本住友银行发生经济争端,称自己被该银行羞辱,颜面尽失;他要通过以史上最高价购入两件艺术品,向“那些小人物”展现自己的真正身份。
也是在这一年,日本经济泡沫全面破灭,企业资金链断裂,经济深陷衰退低谷。齐藤的大昭和公司也损失资产过半。他一度宣布,死后将用梵高和雷诺阿的作品殉葬,备受西方嘲讽,最后没有实施。
评论家们也将日本称为过去20年中艺术投资最戏剧性的输家,“无知、没有眼光,迷信”。因为他们在80年代狂热地搜购印象派,无论良莠,导致价格被哄抬,买入许多三流作品。这正是艺术投资的大忌,这些画贬值缩水更严重。有分析者认为,当年日本耗费50亿美元巨资收购的西方艺术品,当前总价值不超过14亿美元。很多作品甚至连包装都没拆开,就以极低价格变卖,或躺在银行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
今天的艺术品交易发展为真正的全球性生意,中国资本也早已加入这场盛宴。2014年华谊董事长王中军就以6176.5万美元(约人民币3.77亿元)拍下梵高静物油画《雏菊和罂粟花》;香港大亨刘銮雄、台湾IT大佬黄崇仁,都是印象派购藏深厚的藏家。同时《名利场》的作者也提出了质疑:当印象派最杰出的作品纷纷收之博物馆高阁,时代趣味在缓慢却决然地改变,他们会不会是新的“老大师”呢?
毒舌的王尔德曾在《温夫人的扇子》中讥讽世人:“世故的人知道每一件事物的价格,却不知道他们的价值。”艺术是人类高贵的创造,但这场艺术与金钱的游戏似乎永不落幕。(记者 黄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