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上海的美展、市场与商场

　　天津美术网讯 民国时期，上海活跃的美术创作及其展览活动，主要是借助私人开办的大型商场附设的展厅，以及各种画廊、画店，还有少数社会团体的活动场所来举行。一方面能看到，商家热衷操作美术展览的对象主要是那些有市场价值的美术家，另一方面，不少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影响的美术家的第一次个人作品展览也得以在上海展出。

民国时期上海美专在菜市路440号(今顺昌路560号)校址的美术展览厅

1929年4月，在上海南市国货路(今普育西路)新普育堂举行“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

上海美专画展，能见到“闳约深美”题词

白蕉约1947年在大新公司举办书法展

陈抱一(左二)在上海大新公司四楼画厅举办“五人画展”

民国时期，南京路上的大新公司(今“市百一店”)四楼曾举办过很多次美术展

　　眼下，中国的文化形态多元化发展呈现一派繁华景象。

　　尤其是“造型艺术”(此为美术的原来学名，因为美术原来的概念系指塑造具体形象的艺术)，如今，除了写实写意等传统艺术表现手法的各类绘画和雕塑外，在艺术思想大解放的背景下，有大量追求世界时尚的五花八门、稀奇怪异、令人惊讶、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甚至看不懂的所谓“艺术作品”。这样的局面，是借助各种展览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从目前上海的美术展览样式和举办宗旨而言，公立的中华艺术宫、上海博物馆、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刘海粟美术馆、朱屺瞻艺术馆等，注重在学术性。大量的私人美术馆、画廊等展览场所，则注重商业性，当然，不可否认，对扩大观众的艺术观赏眼界，促进艺术创作亦有一定作用。

　　因为笔者的学术方向侧重于研究上海美术史，于是有人向笔者提问：民国时期的老上海，其美术展览的样式与商业性的美术市场的关系状况怎样呢?笔者在此作些追溯，或许有启示意义。

　　民国时期的上海，公立的只有上海美术馆筹备处，地址设于陕西南路淮海路口南侧的上海市立体育馆(今巴黎春天百货大楼所在地)。另外，根本没有公立的美术展览场所。

　　民国时期，上海活跃的美术创作及其展览活动，主要是借助私人开办的大型商场附设的展厅，以及各种画廊、画店，还有少数社会团体的活动场所来举行。除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等美术院校的师生美术作品展览，一些学术性美术团体的美术作品展览、鲁迅先生举办的美术作品展览，以及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在上海举办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是注重学术性外，大量的美术家个人作品展览几乎都是商业性操作，这正好折射出当年上海美术市场的活跃。现就民国时期的上海美术展览和美术市场作概要性的回顾。

　　民国时期的上海美术展览

　　20世纪30年代前后，上海美术展览的活跃程度，仅以《申报》所载相关报道资料统计看，可见其发展概况。如1919年4次，1920年3次，1921年8次，1922年13次，1923年15次，1924年21次，1925年16次，1926年30次，1927年25次，1928年35次，1929年35次，1930年32次，1931年49次，1932年45次，1933年59次，1934年76次，1935年54次，1936年62次，1937年41次。从1919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的28年间的上海美术展览走势看，1928年至1937年是美术展览的高峰期，最高的1934年美术展览达76次，平均每月6次以上，5天1次。

　　这个时期，美术展览的类型和主办单位的情况是：

　　美术院校主办的美术展览，多半是教学成绩作品展览，亦有师生美术作品联展、教授个人美术作品展览。例如中华美术专门学校建校一周美展、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建校十周年美展、上海美专中国画系师生作品展、上海美专图案系图案设计展、上海美专建校24周年师生作品展、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成绩美展、城东女子学校图画专修科作品展、上海艺术大学师生美展、中华艺术大学西画成绩展、神州女子学校美术科西洋画展、新华艺术大学第五届毕业生画展、白鹅绘画研究所师生画展、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教授绘画联展、新华艺专建校十周年美展、昌明艺术专科学校书画展等。其中上海美专的美术展览活动最为活跃，几乎每逢大的校庆活动都举行大型综合性美展，陈列的作品一般都在一千件至两千件。

　　20世纪30年代前后，上海美术社团众多。各种美术社团，都由艺术上志同道合者结成，形成不同的美术流派群体，作不同的艺术探索，促进了上海美术的多样化发展。各种美术社团活动的重要标志，便是经常举办美术作品展览，向社会公示各自艺术上的探索成果，听取观众的反映意见和艺术评论家的评论，以便改进自己的艺术创作。例如由江小鹣、丁悚、张辰伯、杨清磬等组成的西洋美术团体“天马会”，于1919年12月20日，在上海南市老西门方斜路江苏省教育会举行第一届天马会画展，陈列西洋画作品200余幅，不同作者的作品呈现风格、形式、题材的多样化，各有艺术异趣和追求，一派生机勃勃景象。以后，天马会每年举行一次会员西画展，先后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环球中国学生会、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尚贤堂商科大学、上海南市西门林荫路口上海美专二院、赫德路(今常德路)艺术大学、西藏路宁波同乡会等处举行9次会员西画展，始终贯穿艺术风格、流派和表现题材多样化的创新探索精神，而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当年上海的《申报》、《新艺术》半月刊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等报刊，均有报道和评述。又如由庞薰琹、倪贻德、王济远、周多、张弦、阳太阳、杨秋人、段平右、梁白波(女)、丘堤(女)、刘狮、周真太等组成的西洋画团体“决澜社”，自1932年10月至1937年，先后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中华学艺社、福开森路(今武康路)世界学院等处，共举办四届画展。决澜社亦是颇有学术探索性而甚有影响的美术团体，当年上海著名的《良友》画报等报刊都有报道和评述。还有如由冯文凤、李秋君、陈小翠、陆小曼、顾青瑶、杨雪玖、顾默飞、吴青霞、周炼霞、庞左玉等组成的中国第一个女子美术团体“中国女子书画会”，自1934年6月举行第一届中国女子书画展览后，直至1948年，基本上每年举行一届女子书画展，其展览场所多半是上海西藏路的宁波同乡会的大厅。每次女子书画展揭幕，都吸引了广大观赏者和新闻界，各报刊竞相报道和评述。据史料梳理统计，民国时期上海先后出现的美术社团和美术机构有310个，多半相继举办美术展览活动，可以想见当年上海的美术展览活动是何等热闹景象。

　　值得重视的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自1927年定居上海后，他一生中最后的十年，执著地倡导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他多方搜求外国版画作品介绍给中国的新进美术青年，在1930年10月至1933年12月，先后在上海举办“世界版画展览会”、“德国版画展览会”、“现代作家木刻展览会”和“俄法书籍插图展览会”(其中多半为木刻版画)。同时，他举办“木刻讲习会”，聘请日本版画教师内山嘉吉，并亲自选定江丰、陈铁耕、陈卓坤等13名学员进行授课，培育出了第一批青年版画家，由此兴起了中国新兴版画运动。首先在上海接踵成立了“MK木刻研究会”、“野穗木刻社”、“未名木刻社”、“铁马版画会”等新兴版画团体，活跃地组织开展新兴木刻版画创作，其中仅MK木刻研究会就先后四次举行会员木刻版画作品展览。

　　1929年4月10日至30日，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在上海南市国货路(今普育西路)新普育堂举行的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盛况空前的一个美术展览。展品分书画、金石、西画、雕塑、建筑设计、工艺美术、摄影共七个部分，合计展品2266件。展品主要陈列在新普育堂的二楼和三楼。“书画部”作品最多，分九个展厅展出。“西画部”四个展厅。另有“参考部”则陈列宋、元、明、清的名家书画作品。展览期间观众达近十万人。特别是由徐志摩任首席主编的全国美展专刊《美展》三日刊，发表了徐悲鸿的论文《惑》、徐志摩的论文《我也惑》，就绘画创作要不要写实，以及如何对待法国后期印象派之后延伸出来的野兽派等西方现代主义流派美术，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这就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著名的“二徐之争”。

　　上海作为中国漫画艺术的发祥地，由上海《时代漫画》民国时期，上海活跃的美术创作及其展览活动，主要是借助私人开办的大型商场附设的展厅，以及各种画廊、画店，还有少数社会团体的活动场所来举行。一方面能看到，商家热衷操作美术展览的对象主要是那些有市场价值的美术家，另一方面，不少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影响的美术家的第一次个人作品展览也得以在上海展出。

　　月刊发起，于1936年11月4日至8日，在上海南京路西藏路口的大新公司(今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四楼展厅举行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览会，共展出政治时事讽刺漫画、社会生活风俗漫画、人物肖像漫画、连环漫画等600余件。在这一展览基础上，便在上海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这是中国漫画史的一个亮点。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9月18日至10月3日，由总部设于上海的“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主办，在上海大新公司二楼展厅举行的“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亦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重要影响的美术展览。该展览陈列的897件木刻版画，包括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和国民党政府区域的113位版画家的作品,显示着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于抗战时期形成高潮的业绩。同时遴选展览中的版画代表作，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抗战八年木刻选集》。之后，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又在1947年4月、11月及1948年5月、11月，在上海大新公司展厅举办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木刻版画展览，每次均展出200幅左右版画，并从中精选作品，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中国版画集》。由此表明，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中心依然在上海。

　　民国时期，上海美术家的个人作品展览更是数量众多和活跃。而商家热衷操作美术展览的对象主要是那些有市场价值的美术家。不少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影响的美术家的第一次个人作品展览在上海展出，先后有：1924年5月13日王一亭画展;1927年1月22日汪亚尘画展，6月5日丁衍镛画展，12月23日刘海粟近作展;1928年3月21日司徒乔画展，11月28日女画家潘玉良画展，12月22日女画家唐蕴玉洋画展;1929年12月21日马企周国画展;1930年4月11日王济远画展，6月4日女画家关紫兰画展，11月1日顾坤伯画展，11月7日俞剑华画展;1931年1月16日邓散木书法篆刻展，2月22日刘狮绘画展，4月2日岳仑雕塑展，6月18日王师子书画展;1932年4月2日贺天健国画展，7月15日陈树人画展，9月6日陶冷月画展，9月15日庞薰琹画展，11月4日俞寄凡近作画展;1933年3月10日张聿光近作画展;1935年3月29日诸闻韵画展，7月1日应野平画扇展，11月15日女画家周丽华画展;1937年1月2日陈秋草画展等。

　　当时，美术家们的作品联展有：1922年10月22日刘海粟、汪亚尘、吴新吾、王济远、李超士、张辰伯作品联展;1924年1月1日任堇叔、吴昌硕、王一亭、潘天寿、诸闻韵、刘文渊等书画联展;1929年1月8日俞剑华、张善孖、王陶民国画联展，6月19日关良、朱应鹏、冯钢百、宋志钦等现代作家洋画展;1933年11月24日许士骐、杨蕴华夫妇画展;1934年6月1日沈尹默、沈迈士书画联展;1935年1月8日黄士英、黄鼎漫画展览;1936年10月31日张红薇、郑曼青画展等。特别是1927年9月10日，由中华艺术大学发起，晨光美术会、天马会、漫画会、上海艺术大学、新华艺术大学、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等美术社团和美术院校联合举办的上海联合美术展览会，轰动上海。在1927年10月7日《申报》上，倪贻德发表《美术联展之回顾》一文，对展出的许士骐、徐悲鸿、丁衍镛、张聿光、朱应鹏、陈之佛等美术家们的画作加以评论。

　　当然，上海作为华洋杂处、五方合聚，与国际有着广泛联系、中西文化交汇的大都市，在民国时期，亦有许多外国美术家到上海来举行作品展览和学术活动。例如1921年10月23日，俄罗斯画家“茹尔梅高夫画展”;1924年7月23日，81岁的日本画家“杉浦俊青画展”，杉浦俊青并随展来沪演讲“阐发东方艺术之本义”;1928年12月22日，意大利云石雕刻展览;1934年12月23日，意大利雕刻家G.M.Sardelli艺术雕刻展览;1935年3月2日，匈牙利、奥地利名画展览，同年4月13日，意大利画家“萨龙画展”，11月22日，捷克画家“贺来喜画展”，11月30日，比利时现代美术展览;1936年2月20日，苏联版画展览，同年2月28日，意大利现代名画家“乍甫列聂绘画展览”等。

　　民国时期的上海美术市场

　　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形成活跃的美术市场，是具备着充分的条件的。

　　首先，拥有着一大批以中产阶级为主体(包括富商、大企业高级职员和工程师、大专院校教授等)的新市民阶层，他们生活富裕，有文化素养，需要高雅文化消费，构成对各类美术作品的需求。

　　第二，由上述众多的对各类美术作品需求，吸引了大批不同风格流派的美术家云集上海，形成了高雅文化作品的供应方。

　　第三，为了使高雅文化的消费者和供应方之间有一个彼此了解、沟通、交流的平台，于是产生了一批操办美术市场的从商者，在大型商场内设立美术展览厅，以及开办画廊和画店等。当年上海，出现了多家著名的在美术市场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商业性美术展览场所：

　　(1)浙江省的宁波人，面临杭州湾的大海，善于与外界交流经商，在上海形成了经商最有实力的宁波帮企业家群体，他们在上海西藏路(今西藏中路480号)建造了一座气魄不凡的大楼，作为宁波同乡会会址，二楼、四楼和五楼均作为展览厅出租，自1921年6月8日起，在民国时期共举办过266次各种美术展览，其中绝大多数是商业性美术展览。

　　(2)坐落在上海南京路西藏路口的大新公司(今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的二楼和四楼均有展览厅出租，不断举办各种商业性美术展览。从1936年8月8日起，共操办过189次各种美术展览。

　　(3)坐落在当年成都路470号的“中国画苑”画廊，自1943年9月8日起，共承办过154次各种商业性美术展览。

　　(4)设立在贵州路的“湖社画廊”，自1932年10月15日起，承办过54次各种商业性美术展览。

　　还有九华堂画廊、朵云轩画廊、大风画廊、上海画廊、国货公司画廊、永安公司画廊等大量商业性画廊，亦不断经办商业性美术展览。

　　所谓“商业性美术展览”，即每家画廊在承办展览过程中负责报刊登载广告宣传、组织新闻媒体的新闻报道、评论，组织招待买方客户，至于展出的每件美术作品的出售标价，则根据所展出作品的作者的著名度和美术市场的走势而定(当然必须与展品的主人美术家商量认可而定)。

　　当年上海商业性美术展览与美术市场的关系如何，以中国画家唐云(1910-1993)为例，当年在上海通过商业性美术展览而获得美术市场的强烈反响，可见一斑。

　　唐云是杭州人，父亲为中药店老板，在如此家庭中熏陶，对于中药的药理至少亦能半通，故有“药翁”之号。因才气横溢，兼通书画、诗词、文物鉴赏，又能冲破父母之命的婚约，在西湖畔与自己相识的姑娘俞亚声(亦擅绘画，后结为伉俪)自由恋爱，故又有“杭州唐伯虎”之雅称。可是，父亲离世后，留下有十四口人的大家庭，则主要依靠唐云这位才子的卖画收入来维持生计，实感艰难。因杭州毕竟不是大都，卖画的美术市场毕竟有限，所以在1938年唐云携全家移居上海，决心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打开卖画的美术市场局面，来改善家庭生计。

　　唐云原先专攻山水画，从临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入手，后转学沈周、石涛、石谷及元四家，融会贯通，形成刚柔相济、雄秀两兼的艺术风格。但是他感到画山水太慢，画一幅山水画，要经过多层次渲染，他的创作态度又严肃认真，这样创作的作品数量少，单靠出售山水画来维持一个大家庭的生计，实是不容易。于是，唐云从山水画转向创作速度快的花鸟画。新罗山人的清秀，金冬心的拙朴，融合自己的花鸟画以俊逸为主格，又参以拙朴浑厚的风韵。如此风格的花鸟画，出乎意料地受到上海市民的欢迎，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例如他与若瓢、邓散木、白蕉共同在南京路大新公司四楼展厅举办的《杯水画展》，展出书画作品近200幅，其中唐云的展品最多，占百余幅，有一幅题为《丝瓜纺织娘》的花鸟画，竟然有30多位观众认购，于是唐云连续认真地制作30多幅，满足了观众艺术欣赏的需求。《杯水画展》的展品，规定每幅售价银元大洋5元，每出售一幅，作者自己留2元，捐献2元给难民，还有1元留作展览经费。经过许多报刊的连续报道宣传，因为举办《杯水画展》的宗旨是捐助给日本侵华战争中逃来上海的难民，所以使唐云一跃而成为上海滩上爱国的名画家。此后，唐云的画作在上海美术市场销路更好，自然，售画的收益日渐丰厚。有了资金实力，亦开始在上海购藏古书画等文物。

　　一次，唐云在上海一家古董店，和一个日本人同时看中一尊六朝石像佳作。唐云为了避免这尊六朝石像流入日本人之手，以自己的售画所得积蓄，凑得100石米之价款，抢先购下该六朝石像，这是一种可敬的爱国行为。

　　因唐云售画收益丰厚，而不断购藏古书画文物。一次，唐云从九华堂购藏一幅有八大山人收藏题识的无款南宋山水绢画，实是喜爱，反复玩赏。可是，当见到一位朋友生活困境时，就将这幅南宋山水绢画资助给朋友去换钱，以解燃眉之急。又有一次，唐云在九华堂购藏一件南宋无款山水画，则资助给了另一位朋友。可见唐云与朋友的情谊之深与无私资助的可贵。有趣的是，上述两件唐云资助朋友的南宋作品，新中国建立后，均被上海博物馆作为古画精品购藏。由此可见，唐云对古画鉴赏水平之高，他所认定收藏的古画一般都属上品。

　　当然，上述唐云的故事发生在当时尚未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上海“租界”里，若在“租界”外的上海被日军占领区，是不可能举行抗日性质的“杯水画展”的。

　　总之，民国时期的上海美术展览是活跃的，美术市场的总体走势是繁荣的。当年定居上海的一大批名画家，在美术市场的繁荣中受益，生活是稳定乃至富足的。

　　追溯民国时期的上海美术展览的活动和美术市场的操办历史，予我们的启示和反思是：

　　(一)应珍视和发扬上海美术展览的活跃和美术市场的繁荣的优良传统，把上海的美术展览办得更好，把美术市场操办得更繁荣，使美术家和民众双方都受益。

　　(二)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条件下，如何将公立的和私立的两方面美术展览场所的作用和关系调节好?如何将公办的美术市场和私办的美术市场的作用和关系调节好?是值得文化主管部门研究和解决的课题。（作者 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