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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美术网讯 近几年,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的整体走势及未来发展成为行业内部最为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经过近5年发展,减量提质、产业融合、业态良性构建等逐渐成为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发展关键词。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近日发布的《2016年全国10家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述评》中可以发现,通过对10家最有代表性的拍卖公司的统计和考量,2016年的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发展已经开始逐步回归平稳,市场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古代书画成为年度重头戏,傅抱石作品成为近现代书画市场的翘楚。
傅抱石 《风光好》 纸本立轴 1945年作
文物艺术品市场总体保持稳定
在以北京保利、北京匡时、中国嘉德、杭州西泠、北京翰海、广东崇正、北京荣宝、北京诚轩、上海朵云轩、北京华辰等10家拍卖公司为样本分析基础上,中国拍卖协会认为,从全国市场整体情况看,2016年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规模基本保持稳定。
具体来说,从总体成交量而言,10家艺术品拍卖公司共举办403个专场拍卖,成交额达到195.65亿元,成交率为73.10%,相比2015年,成交量保持稳定,成交额增长超过16%,回到2014年的水平。
分析认为,之所以出现如此涨幅,是因为北京匡时公司在本年度内快速增长,较其上年翻一番的缘故。因此,除去北京匡时,综合其他9家公司情况,2016年成交额与2015年基本持平,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保持稳定态势。
其中,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体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减量提质”依然是当前我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的经营策略和市场趋势。
以高价拍品计算,在2016年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中,共出现9件过亿元拍品,而10家公司成交超过千万元的拍品共计265件,成交额达到78.72亿元,较2015年成交额增加28.75亿元。
与此同时,重要专场品牌化趋势尤为明显。据统计,2016年度,10家公司成交率100%的专场达39个,较上年专场增加3场,成交额增加5.80亿元。其中,九藤书屋藏明清书画、张心瑞珍藏张大千及其藏品专场、集翠园珍藏金石书法专场、吴中王氏槐荫层晖庐藏明清印谱、桴浮堂藏画专场、逸云斋珍藏、二知轩藏历代书画专场、张颂仁先生重要私人收藏、见山楼藏书画专场、乾坤堂藏瓷玉工艺品夜场等以“藏家专场”形式见长,此类专场以收藏家鉴藏为主,具有较高水平的鉴赏能力和市场领导力。
而清代宫廷书画夜场、西泠印社部分社员作品专场、明式家具集珍、中国近现代成扇夜场、澄道———古代绘画夜场等“集珍专场”则以考验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的专场策划能力和征集能力为主,也体现了拍卖企业在重要专场的学术策划能力和市场运作能力上逐年提升,并形成自有品牌。39个专场中,单件成交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拍品有29件。
其中,据统计,成交额在1亿元以上的专场共有38个,共计成交额104.80亿元,成交率超过77%。
古代书画作品增幅明显
2016年度,中国书画对稳定市场整体规模起关键性作用,而中国书画的增长,其主要因素在于古代书画的迅速崛起。据统计,10家公司共推出古代书画专场31个,成交率69.48%,成交额达到46.78亿元,提升近七成。
其中,4件古代艺术书画拍品成交在1亿元以上,5000万元以上拍品达11件。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统计,2016年度中,至少有曾巩、宋克、夏圭、吴镇、恽寿平、刘贯道、梅清、袁江、王守仁、丁云鹏、龚贤、蒋廷锡、李含渼、詹景凤、米万钟等多位古代书画家刷新拍卖纪录,这显示了整个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信心,具有风向标意义。
其中,年度最高拍卖纪录当属任仁发《五王醉归图卷》,经147次竞价,最终以3.036亿元成交。任仁发作品存世极少,这件历经明代以来朱尚宾、王麟郭、王永吉、梁清标、耿昭忠、耿嘉祚、乾隆、嘉庆、溥仪、卢芹斋、杜博思、侯士泰等著名人物收藏,传世轨迹清晰、可靠。2007年侯士泰去世后,其家族于2009年送往香港佳士得进行拍卖,当时以4658万港元成交。
曾在2009年以1.08亿元刷新当时中国书法作品记录的曾巩《局事帖》也成为古代书法拍卖的亮点,其在中国嘉德春拍以2.07亿元成交。这件作品全文124字,经历代众多大家递藏,据目前所知为海内外孤本。该作还曾于1996年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以50.85万美元成交,当时被尤伦斯夫妇竞得。
同时,北京匡时推出的蒋廷锡《百种牡丹谱》以1.74亿元成交,作为清代重要宫廷画家,蒋廷锡以花鸟著称,《百种牡丹谱》为其画呈雍正皇帝鉴赏的作品,每册牡丹赋有《牡丹百咏》诗句,尤为难得。作品经乾隆、嘉庆、宣统三代帝王,共钤印20次,并被清宫藏画大全《石渠宝笈》所收录。
北京匡时推出的吴镇《山窗听雨图》以1.725亿元成交,刷新了吴镇作品的拍卖纪录。这件经罗振玉、王世杰等递藏的《山窗听雨图》作于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夏天,吴镇时年59岁,卷后有元代顾安、唐元,明代王穉登等人题跋。据史料记载,王世杰在1948年8月以1000美金购得。
北京保利推出的仇英《唐人诗意图册》以9430万元成交,该册描绘了四季时节帝王出游及行宫游乐景象,为仇英39岁之前所绘,其所用绢丝织造细密匀净,极为讲究。明代吴门画家王一鹏为该册第一收藏者,并有时人许初题跋。
中国嘉德推出的宋克《临〈急就章〉并诸家题跋》以9200万元成交,这是已知唯一一件流通于市场的宋克临《急就章》作品,有郑孝胥、陈宝琛、罗复堪、林志钧等题名,卓定谋、姚华、林志钧、余绍宋、梁启超、罗振玉、周肇祥等8人题跋,著录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
北京保利推出的恽寿平《仿古山水册》以8165万元成交,此作共计10开,为恽寿平临仿董源、曹知白、陆广、张居贞等宋、元、明诸家的山水作品,王懿荣题称“京师一时藏家所有恽迹第一”,经《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等十多次出版。而吴镇《野竹图》以7762.5万元成交。作为“元四家”之一,吴镇传世作品甚少,并主要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野竹图》原是鉴藏大家张珩的旧藏之物,后经卢芹斋、王季迁等递藏。
此外,张即之《楷书华严经残卷手卷》以6325万元成交,该残卷在清代于潮鸣寺流出,先后经由陈曼生、吴荣光、叶梦龙、叶应旸、潘正炜、伍元蕙、溥儒递藏,被数次著录和刻帖。此卷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张即之《华严经卷第五》同为一纸,形制一致,文字相接。
傅抱石作品成为近现代翘楚
与古代文物艺术品市场相比,近现代书画拍卖也同样精彩。10家公司共推出近现代书画专场99个,成交率75.48%,成交额71.35亿元,较上年成交额提升10个百分点。其中,在近现代书画中,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北京匡时依然占据主要份额,成交额分别达19.12亿元、18.11亿元、15.13亿元。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近现代书画拍卖中,傅抱石佳作云集,成交1000万元以上拍品共计17件,总计6.43亿元,占该千万元级的近现代书画总成交额22.55%,成为2016年度中国书画市场的主角。
北京保利推出的傅抱石作品《云中君和大司命》以2.3亿元成交,成为年度成交价最高的近现代书画,该作是傅抱石于1954年根据郭沫若《屈原赋今译》的内容,以屈原《九歌》中云中君与大司命两位神话人物为题材的重要人物画创作,在近代美术史中有着重要位置。该作第一次出现在1995年的北京翰海春拍,以396万元成交,第二次出现在2004年的中国嘉德秋拍,以1870万元成交,12年后的今天,再次增长10余倍。
中国嘉德推出的傅抱石作品《风光好》以6612.5万元成交,这是傅抱石于1945年2月以“陶榖赠词”为题进行的重要创作,将场景定格于秦蒻兰吟唱《风光好》片段,生动地再现人物瞬间的美妙神态。同时,傅抱石《山鬼》以5175万元成交,这也是傅抱石受郭沫若启发,于1946年以《屈原》为素材创作的重要作品。
北京诚轩推出的《山瀑清会》以4025万元成交,该作是应杨兴勤之请于1949年创作,整幅逾14平尺,载于《傅抱石年谱》等出版物。曾于1986年在香港佳士得上拍,画中钤“往往醉后”一印,这方印仅用于傅抱石的得意之作,可见其珍贵。
而北京荣宝推出的傅抱石《钟声扣白云》以2352万元成交,作品以延安宝塔山为题材,绘群山巍峨,宝塔山直指苍穹,高瞻望远气势凛然,画面中新中国劳动人民热火朝天搞建设的场景惟妙惟肖。
与此同时,张大千、齐白石、李可染、黄宾虹和吴湖帆等大师高端作品表现依然坚挺。其中,北京保利推出的齐白石《咫尺天涯——辛未山水册》以1.96亿元成交,这件山水册页作于1931年,题材大体源于白石老人的远游印象和家乡记忆。当时赠予著名武官文素松,后来由“曾经堂主”辛冠洁收藏,曾在1994年秋拍推出,以517万元成交。而张大千《瑞士雪山》则以1.64亿元成交,这是罕见的张大千泼墨泼彩巨幅精品,代表着个人创作的巅峰,也代表着他中西融合的独特成就,该作曾在2009年北京匡时以5264万元成交。
与此同时,中国嘉德推出的张大千《巨然晴峰图》以1.35亿元成交,这是张大千绘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成熟作品,曾出版于《名家翰墨·张大千前期山水画特集》,画面借鉴元人《万山积雪图》的构图,尺幅约为13平尺。该作上一次出现是2010年的上海天衡春拍,以7280万元成交。
北京匡时推出的李可染《革命圣地韶山》以8395万元成交,该件作品是李可染创作于1971年的版本,描绘工农兵和红卫兵高举红旗到韶山故居参观的情景。最早出现在北京华辰2003年春拍上,成交价为218.9万元。
而中国嘉德推出的黄宾虹《高阁清话》以5635万元成交,创其作者拍卖的第二高价,此件为黄宾虹在晚年画赠香港新闻界名人郑德芬的作品。吴湖帆《锦绣奇峰》以4082.5万元成交,曾于1993年春季在香港以68万港元成交,创下当时纪录。
与近现代书画相比,当代书画共推出专场19个,成交额5.72亿元,较上年成交量减少64件,成交额下滑15%。但值得关注的是,在均价下调的情况下,当代书画的成交率却得到了4.2个百分点的提升。这也是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减量提质”的具体体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