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升“官员画家”后

　　“官本位”思想在中国由来已久。清代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记：“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在元朝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官员位居第一，是读书人追求的理想，而“知识分子”位居第九，社会地位低下。由于历史的影响，当代美术界的“官本位”思想同样严重，常常是：各类书画评审委员中，美术界的“领导”占了不少，艺术展览、研讨会等等的活动主席台上，经常是美术“官员”唱主角，大小画展的开幕剪彩，也少不了美术“官员”的烘托，各种媒体的报道之中，美术界各种机构“官员”的露脸机会也比普通艺术家多，更有一些美术活动，他们的名字总被闪亮地挂在顾问名单上……画家做“官”后，亮相的机会多了，成功的机会多了，各种荣誉多了，各种虚的实的头衔也就变得更多。知名度提高，所以作品价值也就直线上涨，这是许多美术人争着要谋一个“头衔”的原因之一。

　　在“官员画家”中，确实有一些十分杰出的画家，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少数画家，既没有专注于专业的探究，也没有担当起作为“官员”应有的社会责任，美术界设置的许多机构，本来或是为美术家服务的，或是为美术创作服务的。“官本位”思想，导致了有少数的优秀画家的兴趣点和规划重心，从学术提升转向了职务升迁。一旦成为“官员”之后，实际上没有起到“服务者”的作用，而是忙于飞来飞去出席会议，少有时间和精力放在专业探索上，而是设法以权力和地位去包装作为画家的个人形象。一些画家年轻时思想单纯、思维敏锐，有理想、有抱负，一身傲骨、满腔激情，功成名就以后，价值观却悄悄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开始对地位和权力产生一定的认同感，甚至开始羡慕“官员画家”的荣耀。当然，有“得”必有失。画家当“官”后，虽然地位和权力上去了，占尽了各种学术先机，可以全方位地掌握国内外美术发展的最新动态，拥有广阔的视野，可以与国内外高端学术机构和优秀艺术家对话与交流，了解当代艺术观念的流变等等。但是，那颗“飞扬”的心往往无法沉静下来，以致学术水平反倒急转而下。绘画创作总是匆匆起笔、草草收场，不求内在的艺术涵养，但求外在的画面效果，尽管内心空乏，却总能够有法子“光彩”依旧；阅读美术理论则走马观花，或初略其大概，或停留于新颖的名词和概念，给人学识渊博、观念新潮的“权威”印象。学术的探究则远远少于权力的谋求。极少数“官员画家”习惯于高高在上的权威发布，习惯于台下顺耳的呼应。赞扬声和恭维声掩盖了窃窃的批评声，前呼后拥的风光与得意替代了探求的酸甜苦辣与喜怒哀乐。于是，创作激情渐渐褪去，艺术才情渐渐丧失，艺术探索的步伐开始落后，容易接受那些直白的、表面的、单薄的、外表“抢眼”的乃至浮躁的、投机的作品，且倍感亲切。

　　事实上，在许多地方，不少虔诚而勤奋的画家专业水平，早已远远高于某些以权威姿态出场的“官员画家”，出现了一种学术水平的倒挂现象。这些优秀画家面对下察“民情”、指引“路线”的“官员画家”，在谦卑和恭敬的行为背后，却暗藏着一种无奈和尴尬，或许只有自我边缘化，方可保持个性的独立。

　　“官员画家”本不是官，最多只是一位普通的优秀画家，再多一份美术管理的工作。“官员画家”如果真把自己当作“官”，而丧失了为“官”前那份画家的本性，那么可能既成不了一个好“官员”，又当不成一个好画家。反过来，如果能够放低姿态，多一点艺术性，少一点官腔，多一点不耻下问，少一点自以为是，多一点实干精神，少一点空谈口号，多一点服务姿态，少一点权威架势……那么“官员画家”既是好画家，又是好“官员”了。 宋永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