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国画界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恐怕是传统标准与现代趣味的冲突。具体到中国传统山水画,有的人把眼光放在当下,给山水画灌输一种时代的现实性,如许钦松,完成了山水画从传统到现代的华丽转身;有的人宣扬传统画学,维护国画学统,如区广安,复兴了一个几近被遗忘的绘画流派广东国画研究会的艺术理念。
当“新派山水” 遇到“古意山水”,同样表露对生命交替流逝的千古情怀,同样是对自然生生不息发出的无尽咏叹。是推陈出新?还是坚守传统?画坛论剑,舌剑唇枪,酣畅淋漓。
传统要打破还是复兴?
赵利平:中国传统绘画有着独特的笔墨技巧、观察方法、创作理念和艺术魅力,在几千年的传承延续中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貌。据我观察,画家的成长主要经历了三条道路:师承之路、融汇古今之路和革新独创之路。这三条艺术之路对画家的影响有多大?
许钦松:我是美术学院这样的综合性大学培养出来的画家,没有哪一个名师作为我终身的指导老师。应该说,我的知识面比较广,营养成分构造比较复杂。版画、油画、水彩画、水粉、连环画、宣传画等等,几乎所有的画种我都学习过,更不用说中学时期很认真研习过《芥子园画谱》。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是不太守规矩的。比如说版画和中国画,很多人将它们区分成两个非常清晰的独立画种,但其实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国画和版画就是同家。很多人学习中国画从临摹《芥子园画谱》入手,其实就是刻工将国画印出来的。又比如我们学习书法的“碑拓”,也是刻工将当时书法家的作品刻到石头上的,把书法转换成雕刻,这就产生了一种很厚重的意味。我们在传统文化的审美中,把厚重、有力量的东西,定在一个比较高的层次。所以我将版画的意味融入到我的山水画创作当中,实际上也把山水画的苍茫、厚重显露出来。这个专业给我的力量,我觉得非常难得。
有一次一个朋友将我的山水画挂在墙上要拍照,我发现挂反了。因为我画画的时候下笔很重,正面和反面的差别不是很明显,这就是刀刻给我的穿透力量。现在我家里堆了一大堆我用残的毛笔,用力很大,毛笔到了我手里,很快就残了。
区广安:我的绘画倒是传统的“私塾”教育出来的。我7岁时遇到了一个好老师——袁伟强,他是一个很传奇的人,是广东国画研究会的第二代传人,做过高第街小学的图画老师,在7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一辈子。由于出身不好,一生不得志,也没结婚,但在书画上却钻研很深,一生的精力都用在了书画上。我开始学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传统,什么是革新,老师说怎么画就怎么画,就是笨笨地跟着学。后来这40多年,我也尝试了很多不同的东西,但随着自己对艺术理解的深入,我还是选择了传统的道路。我始终认为,传统有多深,就能走多远。
许钦松:传统的积淀无可否认,但我觉得学习是一个历练的过程,不在于拥有多少。就像在登山的过程中,只能一边捡东西一边扔东西,要不怎么可能走到山顶。因此我认为,学习传统不能被传统所累,而且扔掉的是已经修炼过的,或者是觉得不适合的,有一个体悟的过程就够了。很多人写一手好字,临的画几可乱真,但就是走不出来,依然画的是别人的东西。这都说明了一个问题,艺术家在风格的建造上要以非常独特的面貌出现,具有独创性,如果没有这个独创性,就会被淹没在一众画家里头。
区广安:国画大师黄宾虹在70岁以前,都在临摹别人的作品,没有人认识他,真正出名是在他70岁突破以后。沿着传统的路子一步步往前走,这是我的一个信念。每个艺术家可能在艺术面貌、路径上有所不同,但我认为艺术是殊途同归的。而且基于艺术的判断,我认为传统的路子更加深厚,而且传统的东西跟我的心境更加相近。传统更多的是写意,比如文人画中的山水,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写心之作,形而上的心情体现。我们都生活在烦嚣的社会中,过于匆忙,很需要寻求一种心灵的平静,回归到农耕年代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挣脱世俗的束缚。
中国画应该怎么发展?
赵利平:中国画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许钦松:引领时代的开拓性画家,都是以独立的画品和风格来引领时代的。不管他的背景如何,他们的成长都离不开对传统历史的了解,甚至这些人对传统历史的了解,比简单地走传统路子的人更深透,更有判断力。就像齐白石,在他以前,文人压根儿就跟农民没有关系,但齐白石却把文人和农民做了一个对接。过去的文人画常用的载体是梅兰竹菊,在齐白石的画里,农民的劳动工具、算盘甚至老鼠都出现了。他把自己跟那个农民的身份对接上,加上他的笔墨,来表达劳动人民的生活。他这一转变具有非常现实的时代意义,刚好契合新中国建立后所需要的强化人民性的艺术表达手段,于是齐白石就被授予了一个至高的称号:人民艺术家。其实他是在文人画上做了一个很大的突破,逃离了文人雅士的固有模式,关注现实,从传统里走了出来。
区广安:中国画怎么走,近百年来大致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贯通古今,这是主渠道;另一条道路则是融汇中西,这两条路都是可取的。但关键是,这近百年来,中国画越来越走向中西融合,主渠道的传统之路反倒成为了边缘,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
我并不反对西学东渐,历史上这极大地丰富和促进了中国画的发展。但原来的中国绘画八成是传统的元素,两成是西洋的,现在慢慢变成两成是传统的元素,八成是西洋的。如果再这样下去,中国画本质精髓的东西可能会荡然无存。
中国画应该如何发展?是不是应该提倡回归传统?不止中国画,包括现在的国学热,也是这种大气候反思的结果,这对中国文化的保护、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杨小彦:任何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肯定有师承的一面,也有融会贯通的一面。我也是一个对旧学充满崇敬和爱好的人,不过我比较同意一个看法:笔墨当随时代。真正在一个时代造成巨大影响的,或者说让我们认为是“大家”的人,他的艺术一定要表达出时代性。
在现今这个喧嚣的时代,以某种朴实的态度去重新看待传统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当代性,不能把当代性理解得那么狭隘。艺术家应自觉地与时代并行,自觉地为时代传达出一个最好、最符合艺术规律的声音。所以我一方面尊重多元性,另一方面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艺术家应该管自己,而不要过度地管成功,因为成功是管不住的。反过来,历史也在选择艺术家,就像历史选择了岭南画派,但也没有忘记当年的广东国画研究会在传统上的努力。至于艺术市场,中国的艺术市场充满乱象,但在逐步好转,也许乱象就是好转的基础吧。
当代画家该寻求什么方向发展?
赵利平:很多国画家的烦恼在于,在笔墨程式的惯性作用驱使下,他们保持了对传统的依恋,但又不自觉地被宏大的时代背景所牵制。在国画的传统与现代之间,当下的画家应该从什么方向寻求发展?
杨小彦:我觉得有两种艺术形式,一种是艺术家通过他们的艺术去解读艺术史,另外一种是艺术家用艺术去解读社会。所谓解读艺术史,是艺术家通过实践,体会伟大作品的精妙之处;而用艺术去解读社会,则是用艺术的方式去表达艺术家所处时代的情感。
到了当代,这两种艺术形式是不能割裂的。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艺术家通过实践,了解艺术史上的伟大作品。但这不是目的,艺术家渐渐地还是要回到他所处的时代,表达时代。
区广安:每个时期的确都有自己的艺术表达方式。但中国艺术的发展史上,出现了两个很不应该的时期。一个是“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时期,那时把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当做糟粕,丢进垃圾堆。当时革的是中国画的命,把艺术当做了政治工具。第二个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出现了很大的断裂。面对这种断层,我希望当代人能去把这个鸿沟填满一些,这样至少我们和传统会有一个相对平和的连接。
许钦松:我是不主张往回走的,因为历史的断层已是既定的事实。过去的中国在一个很封闭的状态里头,自成一个东方体系,一切都是将自己安置在一个独立的王国里,没有人去干扰,也就一代代传下来。
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中国是站在世界大舞台中央的,中西文化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非常庆幸自己生活在这么开放的时代,这个时代没有强行要求你什么该画什么不该画。有一批人去守候传统,但我觉得艺术家更需要有责任地记录这个时代,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品,推动我们历史往前走的同时,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时代的精神。到了我们的后人的后人,又会有一批守候者来保护我们这个时代的东西。新文化的成长,是我们这个时代急需关注的方面。
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艺术家就该站在时代的潮头,起到引领的作用。特别是在美术这一方面,每个时代文化的进步都是从美术开始的,然后才发展到文学、电影、摄影等其他领域。文化的发展需要无数的创意,所以我觉得现在是艺术家大展宏图的极好时机。安逸的农耕社会、优哉游哉的生活,我们只能眷恋,但没办法回去了。
收藏应该收哪些艺术家的作品?
赵利平:其实正是艺术家不同的思想和追求,成就了艺术家不同的面目,也正是这么多的面目,才成就了今天多元的艺术。而作为藏家,面对这么多风格各异的作品,如何才能选到一幅可以传世的画作?
杨小彦:以前有一种观点,认为艺术家不能谈钱,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今天我们看艺术史和艺术市场,如果将这两者挂钩的话,就可以发现一个现象:作品升值最大的艺术家,都是进入了艺术史的艺术家。
以荷兰画家凡·高为例,在1890年自杀之前,他弟弟告诉他,他卖出的第一张油画价格大概是400法郎。到了1987年,在伦敦拍卖会上,他的一幅《向日葵》以3990万美元的天价被日本人买走,这个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到了今天,该画价格已经过亿元了。
什么样的艺术家可以进入艺术史呢?当我们讨论起一些还健在的同辈艺术家,这个观点可能是见仁见智的。但毫无疑问的是,进入艺术史的艺术家,他们的艺术品价格肯定是会越来越高的,这恰恰印证了艺术品是无价之宝一说。
一位艺术家想要青史留名,首先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去迎合时代,表达时代的精神,呈现时代的面貌,这是进入艺术史的一个基本条件。
进入艺术史以后,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件艺术品就脱离了艺术家本人的愿望,开始在另一个领域里被定价。打个比方,谁也无法购买罗浮宫里那张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我们只能说它是天价,但天价也是价。这就说明了,人类在用他自己的一种方式去保存、提升艺术品的价值。
所以艺术市场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只是希望艺术市场能够健康地发展,能有更专业的标准去评判,减少市场中过度的人为炒作。当然,历史也会淘汰人为炒作。艺术史告诉我们,曾经有一些很有名的艺术家的作品,过了几十年、一百年以后,就不那么有名和值钱了。这也提醒了艺术家,首先要以艺术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艺术要成为一个迎合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存在,他就代表了这个时代,艺术史就一定会寻找、撰写这样的艺术家,而那些艺术品也会被留下来。而艺术品保留下来的方式,就是让它在艺术品市场上的不断地升值。
许钦松:我很同意从史学的角度去评论一个艺术家,收藏家也要把时间跨度看得远一点。市场价格的高低由历史说了算,不是由哪个炒家说了算。
历史就是一条长河,从过去走来,昨天成为了历史,今天也终将会成为昨天。严格意义上,从历史的角度对画家作评判,一定有一个历史评判的标准。历史记录哪个画家成为这段时间代表性人物的时候,必须有它的高标准,如何考量这个标准的价值?那就要回到文化的价值,看在文化发展方面,艺术家对这个时代贡献了什么。
历史上,广东一直是一个成长新文化的地方,因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海上贸易的开通,广东成为中西方文化碰撞最早的地方。远的不说,就说我们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广东的文化发展不可小觑。广东的文化在成长的过程给中国提供了很多成功的案例,包括我们岭南画派提出的“融汇古今中西”。这个口号尽管现在看起来非常一般,但在当年却是一个重大的文化转折。当时清王朝气数已尽,传统文化的发展也陷入瓶颈。这个时候,正是岭南画派给我们中国文化的发展找到了一个再发展的途径,当年参与变革的画家,自然会被历史所牢记。所以一名画家,要能成为历史记录的人物,一定要有他对文化发展的贡献。
区广安:我也同意用历史的眼光去评判一名画家。一名画家的成就,一幅画作的艺术价值,不是以当下、也不是单纯以价钱来衡量的,而是要把这名画家的作品放在历史长河中去看。
唐宋元明清,以前的画家都没有刻意强调个人面目这些东西,他们的个人风格,只是在当时历史里面的一种渐变。但我们回过头来一梳理,却发现每个朝代的画家都有非常清晰的面目。不同年代的人,受到的时代熏陶都是不同的。比如说宋人的画与元人的画,就有非常不同的取向,这些都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刻意去寻找符号、结构以达到一种艺术的目的。
杨小彦:但历史本身又呈现出它非常奇特的丰富性。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以历史价值为标准,有一些画,放在今天也许不会获得很高的专业评价,但它在历史上又的确很重要,所以变得很昂贵。比如说刘春华画的《毛主席去安源》,1996年就拍卖出600万元。这就是收藏的挑战,艺术品市场就是考验个人眼光一个很好的场所,收藏就是一个考验眼光的游戏,这个游戏非常的有趣。(记者 许悦 实习生 李旖露,潘宇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