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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正
徐渭诗文书画的成就在中国文化史上少有,是一个杰出的奇肆狂才。但他在世时,由于自负自傲,在科举考试中始终写不出合乎朝廷要求的文章,八次乡试,也没有考中举人。他怀才不遇,清高孤傲,生活坎坷,癫狂至极。因此,其艺术成就埋没于乡野之间,“名不出于越”(浙江以外)。徐渭死后四年(也有说六年),袁宏道到绍兴,于陶望龄府上读到“恶楮毛书,烟煤败黑”的徐渭诗集《阙编》,“读未数首,不觉惊跃”,与陶望龄一起于“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童仆睡者皆惊起”,后袁宏道作《徐文长传》,认定了徐文长诗、文、书、画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此,徐渭在明末文坛声名大起,对后世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郑板桥自称“青藤门下走狗”,齐白石“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对徐渭深为倾慕,至为佩服。
袁宏道的一篇文章为何能得到社会公认,有如此大的影响?原因有二:一是袁宏道具有极高的思想文化修养和时代使命感,二是徐渭拥有独标高超的诗文书画才能。二者不可缺一。
袁宏道是明末“公安派”的文学领袖,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文学倾向,主张为文须“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晚明一大家。徐渭是奇肆狂才,诗文书画“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正与袁宏道在文学追求上产生共鸣,使袁宏道能够更直接地把握和理解徐渭的文学风格和书画艺术追求。因此,袁宏道的一呼,可以让徐渭在世人的漠然中峭然屹立。
然而,当下也有一些走红的书画评论家,他们的评论文章却不能为书画家艺术的优劣做判定,得不到人们的肯定和起码的社会信誉,这是为什么呢?
我总结了三点原因。一是特权集团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肆意压制;二是评论家实际水平不高,没有识珠之慧眼,只是附庸风雅,他们有些虽能言善辩,但写不出具有高度和深度的评论文章,评论要么如石沉大海,没有反馈,要么令观者情绪反弹,揣测评论家的动机;三是评论家各自有一个小团队,四处参加“红包”研讨会,等于书画家“养”着评论家,评论家自然不敢“妄言”。
在当下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书画创作基本上变成了普遍性的商业化生产,评论文章也基本上成了普遍性的商业宣传广告。为夺眼球,画脸只画半张,色彩只用一种,语气只讲一调。如果书画评论家对书画家的作品挑刺,就是砸书画家的“饭碗”,特别是一针见血、一语道破式的批评,书画家不仅要骂你的娘,跟你势不两立,记恨一辈子,甚至要跟你血战到底。再者书画评论家一般来说不会得罪书画家,否则就没有书画家请评论家四处参加“红包”研讨会了,更不会有人出钱请砸自己“饭碗”的评论家写评论文章。书画家、评论家同吃一锅饭,彼此熟悉套路,名利互动。
读古思今,我们的心没法不沉重。当今有些书画评论家,他们的“良心”正在消失,对读者负责的良心、对书画家负责的良心、对书画艺术发展负责的良心、对这个时代的书画艺术史负责的良心,也是对批评家自己负责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