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览开幕后，于振立每天写手记的习惯因为不断有客来访被打乱了。“展览开幕意味着我大黑山生活的死亡。”于振立从兜里掏出软包阿诗玛，“你看过《瓦尔登湖》吗？梭罗在瓦尔登湖独自生活一年半就已经受不了这种寂寞的生活了，但是我却生活了十八年。”手记被提取了部分，作为他的大黑山生活思考样本，展出于二层的另一侧展厅。“这烟是假的”，于振立点燃了一支阿诗玛，“就是苦点，没关系，一样抽。”

　　1989年，于振立画出了《吃喜酒的女人》。这幅作品不仅日后成为了他重要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他彻底走进表现主义的重要转折点。性格豪放的于振立明确了最为适合他的艺术形式，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今日美术馆三层的展厅里，被命名为“触摸”的部分展出了他1989至2012年间的部分表象、抽象绘画作品。这是他自命为“超我”的艺术，是凌驾于人本身之上对于生命与世界的考量。而彼时也恰恰是他《吃喜酒的女人》参加了当年名噪一时的，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8人油画展”，他的作品被英国藏家收藏，并很快在欧洲吸引了一些藏家的关注。

　　一名德国藏家慕名前来想要收藏于振立的画，“价格已经谈好了，在当时是不小的一笔数字，但是我反悔了，没卖给他。”于振立笑着说，“钱对我来说是什么？绝对不是最重要的。”当时他与妻子的婚姻即将走到尽头，作为演员的妻子更为渴望名利双收的生活，而于振立显然在物质与纯粹的精神世界面前选择了后者。“也好，还她一个自由，也还我一个自由。女人永远免除不了花衣裳的诱惑。”他一边说一边续上一支阿诗玛。

　　这段婚姻也许是于振立生命之中重要的一件事，因为自此之后他一直独自生活。然而对生活的思考却早已在此之前就在他的心里，埋下了难以言说的“苦种”。1966年，于振立是学校“红人”，画得一手好画，又是学习与体育尖子生，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书籍成了唯恐避之不及的东西。学校图书馆成了无人敢问津的地方，人们抵触、摧毁文化，于振立却是特例。他每天泡在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逐渐被销毁的书籍。而也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于振立的绘画天赋，因为政治宣传画被逐渐发掘出来。

　　于振立从1967年开始，创作和临摹了毛主席像两百多幅、政治宣传画80余幅，除大量被美术出版社印刷发行之外，还分别在画刊、报纸等相继出版。虽是作品不署个人名字的时代，但于振立的名字还是传遍大江四海，其塑造的宣传画形象随后被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于振立在中国美术界崭露头角，其绘画语言以及表现个性均有明显突破。四层展厅中以“激变”为题展出了于振立在这一时间段中的重要作品。其艺术造型功底，在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中就已完全成熟，也为其后的写实绘画铺陈了基础。

　　即便是名扬四海，画宣传画的那一段时间依然成为了于振立心中难以磨灭的伤口。“我是罪人”，于振立的眼神黯淡下来，“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试图去原谅我自己，但是不能。”虽然宣传画给他带来了声望，可在心底，他不快乐，这样的成就在他看来是对自己、对人性的否定。因为大量的阅读，于振立早于同时代的人了解到西方的生活和先进的思想。越是沉沦其中，越是难以自我解脱出来。

　　他在讲述中，将这一时期称为“本我”时期，年轻而有为是无论哪一个人都无法拒绝的“本我”。也许他在画的时候，仅仅是因为处于对绘画本身的热情，不想却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烙印。1976年，他开始反复尝试以表现主义的艺术语言进行绘画，他的经历也同样是同时代人的经历及对生活、社会的思考。从大集体时代脱离出来的“本我”开始寻求新的出口，于振立有幸因为卓绝的绘画技术，以画笔书写着对“自我”的找寻。在“伤痕”风靡大江南北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于振立悄然完成了油画《彭总故乡行诗意》，此作品一改他宣传画的细致画风，形象变得突兀、线条变得粗犷，“书写”质感越发强烈，尤其所影射出来的批判意识，表述着一代人的转变。

　　有人说于振立的艺术是一个人的艺术，但是纵观其绘画演变的历程，却书写着一代人的精神演进史。“我一直在主动地找寻生活，直到找到大黑山。”于振立轻描淡写地说着这出世的十八年，“现在我站出来了，又回归到社会之中和大众的面前。”他拿出因为展览开幕而变得断断续续的手记，“没有办法，我是为了我的艺术。我的大黑山生活已经死了，我现在回去，也回不到过去的生活中了。”摩挲着一个新的自制手记本的于振立，眼睛审阅着手记上记录的每天会见的人名。“以后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始终知道，我的艺术、我的生活，都在严肃的向大师致敬，向弗洛伊德、向博伊斯、向我在学校时尊重的老师致敬。”

来源:证券日报责任编辑: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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