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1年生，山东东营人。曾为教师、记者、编辑、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主要从事中国画、漫画、文学作品插图创作和美术评论。画风独特，有浓郁的文学气息和幽默情趣，被评论界誉为“新文人画”的代表人物之一。1980年以来曾多次应邀在美国、新加坡、德国、日本等国举办个人画展和讲学，2002年被美国旧金山市政府授予有特殊成就的艺术家称号。出版有《谢春彦画集》、《春彦点评录》、《风流人物》、《浅草丛书》、《春彦三卷》、《春彦手痒》、《江南江北》、《谢春彦诗书画》等。

　　谢春彦先生是一位妙人。在上海，书画、评论、文学界都有他风趣的声音。饭局上如有他在场，会增添几分快意。他在《明报月刊》上写了十年的专栏“吾师吾友”，是当代艺坛的世说新语。

　　谢春彦的父亲生于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17岁时逃婚到广东，进黄埔军校，参加广州起义，后又到上海参加十九路军抗日。谢春彦9岁时，父亲要求转业回老家。家乡的田野、青纱帐、清贫朴野的民风，让谢春彦流连，家里则几乎到了常常断炊的地步。肃反扩大化时，父亲被抓，外祖母托人把谢春彦带到上海。谢春彦在上海有寄人篱下之感，课余常去逛旧书铺：“上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刊物很便宜，老的《万象》是柯灵他们主编的。这些东西对我还是蛮有影响的，因为这里不但有诗文，也有很多画，而三四十年代的一些画是蛮有活力的。我后来认识的老师辈，像叶浅予老师的画对我有深刻的影响。学者、黄宾虹研究专家王中秀先生是我初中班上最要好的哥们，我们曾在旧书铺里以少年之身于故纸堆中，最初惊艳于他老人家无处可卖的"黑"。”

　　1957年，谢春彦在徐汇中学读完初中，考入上海行知艺术师范学校(后归入上海第一师范学校)。学校师资相当雄厚，谢春彦回忆：“当时上海美术界最大的右派俞云阶先生，我的好朋友陈逸飞是他的学生。他的夫人朱怀新也是非常优秀的油画家，在那里教我，还有其他老师，是徐悲鸿、潘天寿、林风眠、刘海粟早期的学生。在那三年当中，我也热爱文学，但主要爱好倾向于美术。”谢春彦开始向报社投稿，发表漫画。他记得最高的稿费是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一张漫画，拿到14元，当时看来是大数目。“吴湖帆等老国画家生活很艰难，美术家协会为了救济他们，让他们画扇面，画一把扇面的价钱是两毛五分，交上去，审查的人说画得不好，还要赔扇面的钱。这些扇面现在如果拍卖的话，像吴湖帆的作品，最少几十万元一把。我们小孩子拿到十几块钱的稿费就不得了啦。而且，那些老画家几乎没有资格没有机会在报上发表作品。”

　　1960年，谢春彦毕业后到闸北教书，还想考美术院校，但出身不好，只好读了两年“红专学院”。由于生性热情，谢春彦认识了很多老一辈画家。上海中国画院的黄幻吾是高剑父、高奇峰的学生，谢春彦跟他学了一段时间岭南派，不能受用，终于弃逃。当年报社、出版社是美术创作的重要舞台。谢春彦是几家报社的通讯员，认识了画家刘旦宅、戴敦邦、陈逸飞，一起被组织到《解放日报》、《文汇报》搞专栏、创作。

　　1980年，上海组建《文学报》，谢春彦受调去当美术编辑，认识了很多文学界的朋友，像上海的陈村、白桦、王小鹰、王安忆、陆星儿、程乃珊，北京的王蒙、刘绍棠、苏叔阳。谢春彦画了很多文学作品的插图。他说：“文学作品的插图近二十年来不被重视，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出版社印小说或诗歌，画插图会增加成本。第二，画文学作品的插图要比画商品画难一点，报酬却相当可怜。我画得非常多，也比较有兴趣。刘绍棠、王蒙、钱文忠、易中天、陈村、卡夫卡等我都画过。我不在乎稿费，因为文学作品无论从构思还是技巧上都有很大的挑战性，不容易画好。”

　　在《文学报》待了十年后，谢春彦到了上海中国画院。回顾工作经历，谢春彦自嘲基本上是不务正业。“我也徒增老大，没有什么成就，做的事倒是比较多，除了画画，还写文章。上海美术评论比较薄弱，因此我就写得比较多，有时候也写诗。但是我没有严格的传统文化训练，我们应该学知识的时候就碰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系统是比较混乱的，所受的文化营养比较杂，所以就成了一个杂乱家。”

　　谢春彦是文化界的热心人，一向兴致很高，但近来有点失望。他和何满子是忘年交，何满子去世前几年，谢春彦总爱去看他，“他到了后来也不大有兴致，因为写得比较尖锐，有的文章也发不出来。我写那些狗屁诗、那些评论，画那些画，但最近有点悲观，有什么用呢？现在的书画界非常热闹，弄名弄利，好像不是我的追求。我现在对书画没什么好谈，大部分的人已经堕落为势利小人。倒过来想，也不能太感失望，人活着还是要做一点事情，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社会还是要有一点责任感。我有我的圈子。”（李怀宇）

　　1949年前的海上画坛：自由，自由！

　　时代周报：你和那些老先生的交往很多，如何评论1949年以前热闹的海上画坛？

　　谢春彦：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是非常热闹的。我关系非常密切的老一辈，比如说刘海粟、叶浅予、张乐平、丰子恺、华君武、丁聪、黄永玉，都是那时候成长的，当年所谓的海派文化非常发达。我也觉得很奇怪，30年代的时候，像张正宇、张光宇、叶浅予，很年轻，都没有正规的美术训练，也没有直接到西方留过学，所达到的艺术水准，既当代又非常具有中国民族的特点，几乎一下子就成熟了。比如叶浅予先生的速写，完全可以拿到国际上跟外国人打擂台的，不输给任何外国人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化艺术现象。有一个时期我还是非常热心，大概是有点狂妄，我曾经想做一套书：百年以来海派艺术，找100个人，把美术的眼光扩大一点。现在提到海派，上海有很多人眼光短小，只是看到自己鼻子底下，吴昌硕、任伯年开始，下面就是“三吴一冯”(即吴湖帆、吴待秋、吴华源、冯超然四位画家)，再下面就是他们这些哥们。其实海派美术是非常宽泛的，我想过做这么一套书，就像大都会博物馆那样10块美金一本，做得很精致，很严谨，也很通俗。但是我仔细想想，现在书画界弄得非常浮躁，我已经算是很浮躁了，没有弄成。大道难问，小道难芳，个人的力量是弄不过时流的呀！

　　时代周报：为什么三四十年代海派艺术会那么繁荣，出了那么多人才？

　　谢春彦：我跟叶浅予先生讨论过，海派最核心的特点是什么？叶浅予先生认为是自由。自生自灭，没有人管你。从漫画这一块来讲，中国漫画史上的大漫画家基本上就是从20年代开始到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发祥的，他们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因为漫画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受到专业的训练。但是从清末，中国现当代的漫画的概念形成了，应该说在三四十年代一下子就成熟了，而且像灵光闪现一样，后来就走下坡路。艺术也很奇怪，跟学问有关系，但是有时候不是书读得多，有那种基础就能创作出好东西。30年代，漫画这个圈子，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稍后一点的张乐平、华君武，每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

　　时代周报：有人问西南联大的校友为什么能培养那么多人才？校友也说：自由。

　　谢春彦：首先是没有限制。当然那个时候也有一个特点，那些海派人物年轻，自己没有负担，而且有一种激情。这种激情和他们本身对艺术的天赋撞击起来就形成了非常灿烂、不可重复的海派文化。一个文艺的门类，在开始的时候，本身有很多难以替代的东西，促使它能够达到一种境界。我受叶浅予先生、丰子恺先生、林风眠先生和齐白石的影响最大。

　　叶浅予先生的成就有三个板块，一个是漫画，他的《王先生》是中国漫画的经典，但是他创作《王先生》的时候只是一个20多岁的小青年，也没有范本可以去照本宣科，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就是他当时生活周围的事情。后来，他就画速写，一直到他去世前，几十年没有断过速写，最后两年不大画了。我每年都到他的老家桐庐，陪他一个时期。我看到就问：叶老师，好像最近一两年你不大画速写了。他一辈子，除了“文革”期间被关起来，几乎没有断过速写。他后来跟我讲：速写直接跟生活有关系，把生活很迅速地表达在纸上，使绘画总是有一种新鲜感。但是他说，速写反过来也限制了创作，后来我慢慢体会到了。速写在认识生活、表现生活、记录生活的同时，可能也会反过来成为一种束缚。写生和速写对于中国画似乎是必需的，但以山水而论，最高级的阶段恐怕就不一定了。

　　以拍卖行价钱量化书画好坏

　　时代周报：丰子恺先生是文章也好，画也好。

　　谢春彦：人品也好。那个时候我大概20岁出头，去拜访他，他跟我说了一句话：画，总要有点画外的意思。我一直记住，对我的创作影响很大。如果一张画只是涂抹的画，没有创作的意义，对于创作的人或者欣赏的人来讲，我觉得没有意思。画画的人心里储存的东西多而深的话，他的画对别人的感染力可能会大一点。

　　嘉德拍卖行刚刚成立，有一次在上海展览拍卖作品，王雁南请我去看。正好有三个人的画放在一起，都是小的。第一张是老画家程十发的一张扇面，画一个钟馗蹲在地上，画得好极了，非常工致，非常古雅，颜色也非常好，我看了以后非常佩服。再看下面一张，是齐白石的，一张小品，非常简单，寥寥几笔，一看这张齐白石的，胜过那一张。那一张非常工致的画，在齐白石的寥寥几笔的小品前面有一点沉不住。第三张是丰子恺的，丰子恺画得比齐白石的还要简单。因为从小就喜欢丰子恺，我就未免爱其艺也爱其人，我就替丰先生的作品有点担心，这样跟齐白石比是不是会被比下去，我看了一会，没有比下去。我想起了几十年前，丰子恺先生跟我讲过的那一句话。

　　这一点，我长期以来努力地这样去做，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对我来讲是一种重要的艺术营养。我宁可画一张有缺点，但是必须有特点的画，而不要画那种好像面面俱到、没有特点、没有意思的画。现在书画界，尤其是画家，大部分都有迎合市场的需要，不断地重复自己。我总觉得，我们现在看很多画，画面上给人的感觉是势利、张狂。从前，画家要具备各种修养，现在好像不是这样。我自己当然也有很多这样的缺点，但是现在书画界，这个毛病实在是非常大，只是在努力迎合和满足大小土豪低级层面的感官需要，内底骨子里俗和堕落。可惜这些人没有自知之明，非几十年的自省觉悟是改不了的。这可能跟社会、人们的追求都有关系。现在有一个词：量化。这张画的好坏，画家要通过量化来确定价值，这个量化就是拍卖行的价钱，所以就有很多人不断地炒作自己。坏风气如糖如蜜，处在其中有名有利，肆行其道，成为司空见惯的习惯，习惯成自然，也就很容易堕入其中不大出得来。

　　时代周报：你这一代所经历的政治运动，有没有中断文化艺术上的传承？

　　谢春彦：在更高的意义来讲，中国的文化是受了很多灾难，包括“文化大革命”。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的这种东西，在中国长期的封建历史上也有不少，只是规模没有这么大，没有普及到最底层。“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最大的摧残，但是要全部打断恐怕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但是，现在的书画市场弄得太乱了，远的来讲，根子跟人性当中不好的东西有关，近的来讲，我想是“文革”的余毒，在这种经济比较狂躁的状况下，就更加肆无忌惮。但是，中国的道要断掉，也是不可能的，总还是有题中之义的“曲折”要走。

　　文人画中的道与术

　　时代周报：中国传统有“文人画”一说，现在又有人提出“新文人画”。你认为文人画的传统有没有断？

　　谢春彦：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有一个特点，学而优则仕，文人一定要经过科举，为皇家所用，才能够实现政治抱负。中国从前是开科取士，这些文人首先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字要写得好。从前有王羲之，苏黄米蔡，那个时候没有书法家协会，现在有书法家协会，也弄成一个官样的组织，大家都争着去做主席、副主席，书法被闹腾到这样一个程度。也许说明我年龄慢慢大起来，可能真的落伍了，但是，我还是不愿意加入这个圈子里去。

　　很久以前，王蒙也喜欢写旧体诗。在一家学术刊物，我们开辟了一个专栏，叫“王诗谢画”，王蒙的诗，我的画。宗璞就写了一篇关于“王诗谢画”的文章，她讲到蛮喜欢“王诗谢画”里我的插图。宗璞讲：谢春彦先生，文化传统常常是因为爱好而流传下来。我想想也有点道理，你不喜欢一种东西，不可能下功夫，也不可能被传播开来，一定是有爱好才流传得下来，爱好是非常重要的延续的桥梁。

　　时代周报：爱好很重要，但很多人现在把艺术品变成商品了。

　　谢春彦：当然，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书法也好，绘画作品也好，要跟商品没有关系也是不现实的。首先，你要吃饭，养家糊口。我也是靠这个在吃饭，不过稍微干净一点而已。绘画有经济价值和文化艺术价值，甚而有教化道德价值。据说，这些年来成立了很多美术院校，北京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估计每年美术院校毕业的学生有一二十万，办学商业化。中国要不要这么多的画家、书法家？如果要的话，要什么样层面上的书画家？

　　时代周报：绘画是一种形象艺术，你认为思想重不重要？

　　谢春彦：实际上这是从前讲的道和术的问题。文人画可能是道的成分多一点，但是长期下来，也形成了自己的术。虽然它和所谓以术为主的画家的画不同，但是，它的道和术结合得是比较完善的。比如说，书法里面有书法家的字和学问家的字。像王元化先生也写毛笔字，他不是为了写字而写字，所以，在他的字里面，道的影响就会比较多一点。比如说何满子先生，他从来不把自己当作诗人，也不把自己当作书法家。我给他编的集子，他不让称书法，只叫“自写”。满子先生很有意思，他在书法以外的道的层面的东西更多一点，也会更感动人一点。他每次写字—他没有桌子，写大的字，要把吃饭的桌子撑开来—我很尊敬他。我曾经给他办过一次书法展，写他自己的诗。现在大部分的书法家变成了抄书匠，抄书匠缺少一种道，也削弱了术，这些抄书匠还不如从前敦煌抄经的那些匠人，诚恳虔诚敬业。

　　中国书画不要轻易搞“国际接轨”

　　时代周报：西方绘画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的传统绘画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也影响了中国画的风格。近三十年来，当代艺术对中国艺术界有无冲击，有无改变艺术界面貌？

　　谢春彦：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相对来说，文艺创作那种禁锢的东西打破了不少，这对中国画、传统的艺术有推进作用。开始，西方的表现形式，包括当代艺术对中国画也有一些影响，但是慢慢就会发觉，中国书画这几年又倒退回来了，所谓的更重视传统了。在中国画这个圈子里，可能经济发展了，卖得贵了，反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倾向，就是自大地觉得中国的好，实际上这种倾向也很浮躁，对传统文化研究也不深入。大不及高，下不入微。我们是中国人，不能讲祖宗不好，但是传统里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或者说是时代在前进，它跟时代距离太远了。

　　前一阵子《富春山居图》很热，但我们总不能只拿这一种模式。我们也回不到《富春山居图》的那个时代，那个东西一定要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我们总要前进。1960年代初，吕凤子写过一本很薄的书，叫《中国画法研究》。吕凤子先生对中国文化有很深入的研究，不但从画论而且从哲学角度来探讨中国画。他认为西方的东西进来以后，会有新的面貌。开始的时候外国的东西可以进来了，不禁锢了，就弄了一些比较幼稚的、浮面的，比如说把太极图都弄到画面上去，比较生硬。这种东西，现在看，也是自然生态发展的一个阶段，但后来沉静下来想一想，太肤浅了。

　　中国画和西洋画，从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的表现来讲，有很多共同的东西，都是地球村的人。但是每个民族的文化还是有自己的特点，所以现在就慢慢地走回来。从前对黄宾虹的那种“黑”不理解，现在黄宾虹的画炒得贵了，又来标榜黄宾虹，但这种就不诚恳，不是真正从艺术的角度来弄，就弄成了一些伪民族主义。

　　崔如琢先生主张民族的基因是改变不了的，但营养是可以吸取的。现在中国画卖得贵了，弄成天下第一，还是物质量化所产生的毛病。在这一百年当中，风风雨雨，我们有很多过于激进，过于急躁，过于肤浅的东西，我自己身上也非常明显。要把自己的文化艺术做得好一点的话，必须从根子上深入下去，还是要像鲁迅那样能够解剖自己，对自己了解深入，才知道自己将来要往哪个方向走。所以，我对现在的中国画是比较失望，但是想想从历史上来讲，几十年算什么？慢慢地会好一点，还是应该像鲁迅早期，相信社会总是会进步，年轻人总会比老人过得好一点，希望如此。我也希望能够从这个圈子里走出来，走出我自己。

　　在民族文化上，不要轻率地搞形式主义的“与国际接轨”，你的主体呢？中西学体用的问题争了一个多世纪，结论到底是什么呢！过河摸石头也要有主体意识才行。伪传统、伪民族主义、江湖、二毛子恐怕要不得。影视圈的辫子戏大行其道，雷人抗日剧的胡作，不能不承认对国民和文化的精神败坏。希望清风对之有所肃清。实现“中国梦”，文化和精神真是个紧要点！

　　时代周报：未来的中国画有没有可能出现新的气象？

　　谢春彦：我相信民族不死，传统也不会断绝，因为每个朝代都有战争，朝代更替，总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形式。我们也在这个大规律当中。我看历史书，大概我们这个社会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浮躁。中国的书画由于不健康不规范市场的需要和摆弄，这么狂乱，雅正何在？教化何在？良心何在？良知何在？在这种意义来讲，中国的书画遇到了最好的时候，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来源:时代周报责任编辑: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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