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刚刚结束的2014年香港春季拍卖会中，中国艺术品市场以稳中有升的成交态势，再度博得了人们关注的目光。平稳发展且保持相当的增长趋势背后，所彰显出的理性化，是今年拍卖业界的一个典型特征。然而，理性的背后依然存在个例，个别艺术家的个别作品以横空出世的姿态，从之前的默默无闻，一跃进入艺术品拍卖市场中的一线“梯队”，如若是在早几年出现或许并不会招来那么多的非议，然而，当大环境趋于理性的时候，这无疑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记得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名为《我选我》的文章，相信许多人都熟知这个故事。“我选我”，这是多么简单的3个字，但是，说出这句话却是需要勇气的。而与“我选我”相呼应的，则是拍卖行业内部长期以难得的“勇气”，所做出的“我拍我”的当仁不让之举。

　　“我拍我”，顾名思义，指的是虚假的拍卖行为，具体而言，即指的是为了达到某种不正当的目的，故意通过公开拍卖的形式，借以制造虚假成交价格的欺骗行为，如同股市上“庄家”的“对倒”。2005年前后，一股“回流”热潮曾经席卷整个中国艺术市场。一批中国大陆、台湾乃至东南亚华人艺术品炒家，热衷于将流失到国外的中国艺术品，有时甚至是赝品伪作，以“回流”的名义请回国内联手做局，以自拍自买的形式创造了彼时的一个又一个高价。这些高价的背后，数字的意义远远大于实际资金的付出。早先“做”出来的高价，往往因为通货膨胀效应和艺术品价格普遍的水涨船高，几年后就被抹平成为一个常态价格，不留丝毫痕迹。高价做局的目的，是为了击鼓传花的下一棒，因为用不了几年，新的局就会应运而生，又会有更高的价格跳出来。拍卖公司所拍出的高价作品，是人们吸引眼球的最有效途径，一件艺术品今年拍几十万元，明年几百万元，短时间内就可以在价格上挂个零，这种诱惑和暴利，让很多人从最初的看客转身成了业内投资客。

　　以《石渠宝笈》为例，就不难理解拍卖市场上真正高价、天价作品背后的特殊性。在中国古代字画收藏领域，藏家往往最看重的是《石渠宝笈》，这是因为其著录作品大部分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辽宁博物馆等官方重要的收藏机构，博物馆所藏《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作品，加起来约占其著录总量的八成，还有一些因为历史的原因流散到了海外或私人手上。缘于《石渠宝笈》所载书画的皇家身份，在当前的拍卖场上，一旦有被《石渠宝笈》著录过的书画上拍，必受各路藏家追捧。

　　这种对拍品的选择和看重方式，同样也适用于近代字画。近现代字画的高价者则主要在于作品特殊的历史意义和美术史价值，这与《石渠宝笈》的著录异曲同工，也只有符合这样的条件其市场表现才会坚挺。

　　正是这样的原因，才会让我们不难发现，此次香港春拍中的当代艺术部分，天价拍品虽已是凤毛麟角，但是代表性艺术家的典型性作品，其价格却依然见涨。如此一来加以比较，个别空穴来风被称为大家、大师的艺术家，很多作品被莫名其妙地冠以代表作的说法，这种所谓的“经典”一说，饱受非议也就无可厚非。

　　实际上，“我拍我”的现象此前就一直存在。这一拍卖行业的隐形潜规则，不仅出现在高价、天价作品的竞拍中，更多的则是于中小型拍卖中普遍存在，并且，在很多国际拍卖中，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我拍我”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甚至已经到了肆无忌惮、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对于“我拍我”的现象，这牵扯到拍卖各个环节的参与者，艺术家为了刷新艺术品的拍卖价格，不惜进行假拍，而由“我拍我”所引发的官司和纠纷，更是此起彼伏。这些官司和纠纷所露出的马脚，不仅指向送拍方，而且更为直接地指向了拍卖公司。那些经“我拍我”所制造出的动辄千万、上亿元的拍卖纪录，看上去固然耀眼，引发的却是对整个拍卖业界信任危机的质疑。

　　近几年，拍卖行业私下传出的假拍做局、拖欠付款事件，出现频率明显上升，不少知名拍卖行当家人纷纷通过提高保证金以示清白，行业由内而外对重建诚信的呼吁，更是甚嚣尘上。一方面，各家拍卖公司和送拍者，都期待金字塔塔尖价格作品的不断涌现，而另一方面，却又更加寄希望于更多中段乃至低段价格拍品，得到卖家青睐。但现状是矛盾的造成，源自于行业内部，更是一种难以名状的痛。

　　在中国艺术品市场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先是制造成交纪录，继而送拍“钓鱼”，以博取高额利润，这看似极为平常的一反一正，激起的不仅仅是质疑与信任的危机，更为重要的是它在蚕食与动摇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基础，而这种基础决定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生存根基。

来源:美术报责任编辑:涾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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