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物的时代性与民族主义

    一个时代的器物特征，并不是单纯的个体形象语言，而是一个民族整体的形制语言系统的时代体现。在今天的中国，造器基本上落后历史高峰一千年，落后世界先进国家一百年。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想想春秋战国，或者唐宋之器物的整体特性；也可以想想今日美国人的车船机炮、或者科幻电影中的战甲飞船，或者欧洲时尚里面的钟表包饰。中国历史上的器物，每个时代都具有其鲜明特征，虽然受制于科技与工艺的限制，但并没有因此而丢掉时代的精神追求。今日美国人的眼界在未来，阔大宏伟，霸气显赫；欧洲人的眼界在历史，百年家传，深沉而精致。独独只有今天中国制造，既丢掉了祖上的精神追求本质，也学不好西人的精神追求实际，所制造的一堆物什，沦为仿古仿西而无精神实质的廉价物。这里面的问题并不是如流行说法所言：是今天的中国人不懂得创造。本质上，是今天的中国，缺少整体性的精神追求。特别是主导了中国制造的汉族，已经在文化上，沦落到无民族特征，无精神信仰，无未来憧憬的三无民族。虽然一些人们也努力在故纸堆中，寻找出来一些文明特征的残片，试图恢复所谓的民族性格，却大而不当地将汉族一脉，笼统为中华大族之整体，有失道义之本，落下文化极权主义之遗毒。

　　那么今天，如果我们一定要谈中国器物，乃至于延伸到器物美学层面去思考，那么我们务必只能基于汉族，基于汉族的当下时代性的重塑，才能循序渐进地谈清楚，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大类之时代精神。如果不然，那就只能是夜郎自大地闭门造车，流俗于自娱自乐。

　　也就是说，汉族人的时代精神特征的重塑，是中国人精神重塑的基础之基础。

　　春秋战国以来至唐宋，汉民族都是柔中有刚，血性与德善兼备的民族。其时代特性基本上以周为圭臬，反复上溯，反复重立文之本体，与国之本具。元明清以降，则已然失语于文之本体，只在“文治之用”上用功。随着西学系统的东来，加上人类文明历史性地技术转折，基本造就了武虽独立，尚统而为邦，然文则失常，古废外不省的尴尬境地。

　　科技与国力的关系之紧密，远远超越了道德与国力的关系历史。这实际上掩盖了国力的本质，是作为文明的号召力的事实。综观今日美国的所谓全球霸业，其实依旧是华夏文明在周代就认识到，并确立和付诸行动的天下统治学：文化与武伐并举，武伐为先，文化为上的策略。也就是说，没有精神，或者偏颇地就算做意识形态，武力再强，也是枉然。

　　去掉天下统治不谈(平天下的精神终点)，单就恢复国力一门，就今天中国的现实来说，首当恢复汉民族的基本精神，而这个基本精神，非制造与经济发展可以造就的，却务必从制造与经济发展上用功。如今动辄文化创意挂在嘴上的，其实都是舍本逐末，只求经济眼前利益，于是乎普遍地，将创意当成了形象设计。

　　其实，今天的中国，本无所谓文化创意，也无需所谓文化创意。我们迫切需要的，是重新基于上古之文的本体性，用今人可以接受的表述方式，重新恢复或考虑。

　　那么回到造器这一门来说，也就绝非搞两个所谓喝茶吃饭的物什，就以为是文化遗产的不丢了。

　　造器其实就是将时代精神凝聚为物的过程，小到杯盏家具、大到车船乃至枪炮舰艇，都是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在文的本体性上的体现。 我个人对汉民族的重塑理想，是冀望其恢复至魏晋的风骨，重溯上古至周的文之本体追求。而又因我个人在景德镇的缘由与限制，只能以瓷器为范，不停留在思考，也实在于动手。

　　就是这样出发点的结果。从切身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取“硬朗挺拔”、“简洁明了”的关键视觉性格，藏璞于形，求质于君子之心。这是有别于其他同业求于符号加减法的作派的：谈中和，则必要荷花鳜鱼饰之；谈拙朴，则务必粗陶歪容以呈现；谈禅定，则佛头僧脑。我以为这都是看图说话的小儿科，于时代精神的当代表述相去甚远。

　　此等造器之行为，虽郁于瓷器之小，却寄望有以点带面启发广大之实意，这或者就是我研究器物美学的基本点吧。（子贺  甲午岁于昌南竹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