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外展背后的故事 文化差异是最大鸿沟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意大利文化遗产活动和旅游部文化遗产开发司，罗马历史、艺术、民族人类遗产及博物馆联盟特署联合举办的“罗马与巴洛克艺术”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卡拉齐、卡拉瓦乔、贝尼尼等著名艺术大师创作的50余件巴洛克艺术精品首次亮相中国。作为执行中意两国政府五年文化合作计划中的第二个重要展览，“罗马与巴洛克艺术”展使得国博在“名馆·名家·名作——纪念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特展后，再度掀起了一股观展热潮。尽管国博考虑到安全原因而采取了控制参观人数的措施，但两个展览每天的参观人数仍分别达到2000人以上。

自2011年3月重新开馆以来，国博的对外合作展览亮点频现。从开馆之初与德国三大博物馆合作的“启蒙的艺术”，到和大英博物馆、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合作的“瓷之韵”，再到和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合作的“道法自然”，以及和法国卢浮宫合作的“地中海文明”，还有和列支敦士登、秘鲁、新西兰等国家合作的展览，3年来，国家博物馆策划举办的大型国际交流展达15个。其引进外展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级别之高，在国博102年的历史上前所未有，展现了新国博的神采。

在这些风光外展的背后，其实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与苦乐，由于文化差异、展品选取、资金筹措等方面的原因，举办这些展览的过程往往充满了艰辛和曲折。日前，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国博负责对外合作展览的副馆长陈履生，试图了解国博为举办外展付出的种种努力，同时也为国内其他博物馆举办对外合作展览提供一些借鉴。

文化差异是最大鸿沟

“对外合作展览中遇到的困难千差万别，也很复杂，比如这次的‘罗马与巴洛克艺术’展，根据中意两国协议，连续五年在对方的首都互换展厅，每年举办一个展览。这个展览本应在2013年举办，但由于意大利全国罢工，随后又恰逢文化部长离任、司长换人，一拖再拖，直到今年的4月才开幕。”谈及对外合作展览举办中遇到的种种困难，陈履生直言，其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文化差异，因此，筹办展览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极其艰难的协商和谈判。

陈履生告诉记者，在前不久刚结束的“列支敦士登王室珍藏展”中，对方原本准备提供8件非常珍贵的巨幅挂毯，但考虑到国内观众更加偏好欣赏画作，国博要求将挂毯缩减至3件，并增加画作的数量。“对方当时非常不解，甚至认为自己的诚意未被接纳，因为在西方重要的居住空间中都有挂毯，许多大师都画过挂毯设计稿，挂毯的价格有时要十倍于绘画。”最后，经过反复解释沟通，对方终于同意了中方的要求。

在外展的举办过程中，像这样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分歧不胜枚举，但最后总能得到圆满的解决，陈履生认为，这与中国人特有的宽容和灵活有关，“比如4月11日纪念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的展览开幕的当天，我们双方才签了合同，但这时候展出的作品已经在馆里完成了布展，只等开幕，这在西方人那里是难以想象的。在外展的工作中，如果事事按照常规做法，很多时候恐怕就要一事无成了。”

展品选取须得“踏破铁鞋”

陈履生认为，一个外展是否成功，关键取决于展览主题策划以及展品的选取。“文化是需要沟通理解的，需要找到一种感觉，不是拍脑门说行就行的，更不是对方拿出一张清单，我们照单全收就可以的。”关于选取展品，陈履生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一定要进到对方的库房之中去精挑细选，要不厌其烦去争取。

“实地勘查、选取作品非常重要，因为一般来说对方不会主动提供最为珍贵的展品，也不如我们了解中国观众的欣赏偏好。例如我们和意大利合作的‘佛罗伦萨与文艺复兴’展览，很多精彩的作品都是我在库房或展厅现场发现的，有些作品甚至在意大利本土都未曾展出过，后来这些作品都成为了这次展览的亮点。假如策展时不能亲临库房，很难有这样意外的发现，展览也就难有亮点。”陈履生表示，由于种种限制，失去很多前往对方库房选取展品的机会，无疑会影响到展览的品质。

增加巡展是节约成本的有效方式

随着一位位耳熟能详的大师的精品力作亮相国博，人们不禁好奇，这样高品位的展览，究竟要花费多少银子才能办成。运输费用和保险费用是博物馆举办外展最主要的支出，据了解，仅“名馆·名家·名作——纪念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特展”整个展览保价总额就达到3.28亿欧元。

“年度展览经费当然是有限额的，所以我们一直千方百计节省相关费用，通过不断谈判，签订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协议。”陈履生说，除了节流之外，国博还想出了一系列“开源”的对策。在谈判中通过学术的策划，尽可能地深化主题，以便更好地挖掘和利用展览资源，比如“列支敦士登王室珍藏展”此次只呈现了佛兰德斯画派的艺术，而非全貌地展示其皇室珍藏，这样，下次就有机会举办另一个主题的展览。此外，从日本等地引进已有的外展也是一条捷径，如“道法自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精品展”“地中海文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藏品文物精品”就是从日本直接引进的，每个展览都减少了约1000万元的支出。

而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巡展，也是一个分摊展览费用的好办法。“接下来罗丹、梵高的展览，我们都希望能够在上海、广州巡展，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我们的投入。假如一年3个外展都可以巡展，节约下来的经费就可以多办一个展览，一举多得。”陈履生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