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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玉 张 弛
国画家与收藏家是共生体内的两种基本决定因素。具体研究国画文化生产力,会发现国画家与收藏家之间潜藏一种巨大的社会自然生产力。国画家应谦逊地向有较高传统文化积累的藏家拜师求教,一般眼力最毒的,既能在古画中自由游泳、又能在当代画坛中淘金的人,是具备一定文人素质、有较高传统民族文化修养的收藏家。
中国收藏文化之祖应是范蠡,他是中国收藏有史记载的开山太祖。凡属大收藏家,应当是大文人、大学者。中国历代收藏都是文人、学者的文战场,而决不是土豪的游戏场。清代的纪晓岚、刘墉,把藏品捐给中国美术馆的邓拓,还有画家黄宾虹、徐悲鸿等一批大画家,他们都是文人,也是藏家。因此,从收藏家应有的文化素质而言,画家以藏家为师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果按严格的要求而言,真正有眼力的大藏家,应该比一般画家对中国画更在行才行。
一般情况下,画家有很大的偶像局限性,或对历代大师作品真迹不能对比研究,局限在某一朝代,某几个画家,某个地域画家之内看问题。而真正的藏家要纵览古今,横视画坛,观境深远。大藏家、装裱师自身不作画,就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研究广泛的文化。虽然他们创作不出画,但看画所需的眼力,就从传统民族文化中学到了;虽然对技巧不精通,但对中国画所要求的高境界、高品格、高文化却是行家里手。大藏家、装裱师一生都是在成千上万的画中做比较研究,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画家原作。
因此,谦逊的国画家能从大藏家那里学到进入高深文化的道路。闻过则喜可治大,闻评则乐可治小。画家应在学者、大藏家的教诲中步步升高。聪明人学中国画,先请那些掌握了一些绘画技巧的人当老师,再拜真正的文化大师。只有拜这些大藏家、通文史哲的大学者为师,才能找到国画所需的文化之源。即便藏家不能成为最好之师,那么可由藏家介绍其他文化学者为师,或多拜几人为师,例如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诗人、国学家等等。有的大科学家对文史哲也吸纳广泛,如李政道、华罗庚、钱学森等。
当代中国,年龄在30岁至60岁的国画家,缺少的不是绘画技巧,而是文化。当代国画家在师资上误区有二:一是认为只有绘画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或唯一的老师。其实,黄秋园的老师是位精通国学而不会绘画的人;据说对罗尔纯影响最深的老师是佛学大师赵朴初;谢欣晚年拜的老师是南岳南台寺方丈宝昙法师。二是以为藏家不是师,是索画想发财的人。其实,收藏国画投资,起源于文化情结和爱好,这是文人的一种特殊文化生活方式。国画家不能轻视藏家、策展人、装裱师,应放下架子,谦恭求教。修养高的藏家深知藏之意而往往谦卑,胸怀开阔而不计较无礼,因博学而不愿与肤浅者争辩,因宽容而不惜钱财,因慎谨而不轻易教人。
另一方面,新入藏道的藏家,应以画家为师。人生有所成之捷径,莫不以见人为师。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人如果到达高处,则还会以天地为师,以自然万物为师。艺有精攻,技有特长。即使是文史哲修养很通达的藏家,如果向画家学习国画技巧,绝不多余。如果还能在家临摹一些名作,就可自然入行。现在不入行的藏者,至少占整个收藏队伍的95%。国画收藏起步早的有收藏传统的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藏家至少也有80%是凭耳朵收藏。
一个真正的藏家成长起来,最少应有30年。因此,中国真正的国画收藏队伍还处在青少年时代,是断代以后,缺少师传,自发自生的一代,只有逐步从收藏实践中学会收藏。因此,藏家的学习,他所掌握的文化资本是决定胜负、成败、命运的资本。一个巨大的收藏群体,没有比国画家群体更高的民族文化修养,如果他们分不出艺术高低,就无法去对一些浅俗国画家提出任何在行的批评。这个共生体当然不会共生共荣。只有每个收藏家都到一些画得好的大画家、高龄画家那里拜师学习,在市场实践中提高欣赏艺术的水平,另一方面认真研读历史上国画大师之作品,才可能成为画家的天敌,使整个国画家群体增强免疫力,强壮旺盛地成长起来。应从以画家为师开始,从北京故宫、台北故宫、上海、苏州、南京乃至国外博物馆珍藏的历代名作观摩开始。反过来,再做画家羊群的狼,既能保护自己,又能追赶羊群而使羊长得更强壮。
总之,当代国画家的断层与收藏家的断层是吻合的、同步的、文化结构相同的,是民族传统文化缺失造成的。100年来,西方商业文化像一场洪水冲来,平原上的所有物体都被淹没良久,只有高大的国槐和白杨能幸存下来。因为,这些大树之根,深扎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