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全：关于画院的庙堂意义

相比于西方，中国有着更为悠久的画院的历史和更为丰富的画院传统。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画院发展，分为前画院时期、画院时期和后画院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画院成立于五代时期，即后蜀蜀主孟昶创立的翰林图画院。五代时期的翰林图画院属于宫廷画院，到两宋时期得以延续并发展达到顶峰。以之为界，五代之前的汉唐时期宫廷内也有专门管理绘画的机构，但均不是成熟的画院，这个时期被叫做“前画院时期”；两宋之后，元代开始废止画院的设立，原画院中的画家被安排到集贤院、奎章阁学士院等其他的政府机构之中，一直到清代画院逐渐衰落。

清之后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官方画院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占据主流地位的仍然是民间画院，该时期大量包括画会、画法研究会等在内的民间画院机构成立，在整个艺术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画家们在其中相互交流、畅谈，切磋技艺，这样的环境催生出了诸如黄宾虹、潘天寿、张大千、陈半丁等艺术大家，他们的作品今人是难以企及和超越的。

1957年，新中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专业画院北京中国画院（1965年改名为北京画院）在画家叶恭绰和陈半丁的提议和组织之下得以成立。入院的画家必须经过文化部的聘任，齐白石、于非闇、吴镜汀、陈半丁等艺术大家都是当时得以入院的画家，该画院在创作、研究和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革时期，画院的发展停滞。文革之后的80年代，各个省市相继成立属于自己的官方画院，借以发展地方的艺术事业。90年代以后，特别是最近今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对艺术领域有着越来越多的介入，大量的民间画院成立，严重地冲淡了画院本应具有的文化重要性，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画院的性质，影响了社会大众对于画院的认知。

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资本的增多，使得操办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画院原本作为纯粹和令人仰望的艺术精英荟萃之地，也遭受了硬生生的宰割。在此，我们并不是在否定市场经济和资本，而是在质疑市场经济环境下人的行为。如今画院在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地位正在下移，自身的角色也不断地被边缘化，画院已经丧失了原初所具有的创生性，画家们在这个环境中并不能真正地受到艺术上的启发，画院给画家们提供的，只是一个更好地谋取物质利益的场所。画院已经失去了原本的纯粹性，准入的门槛过低使得其中的画家艺术水平参差不齐，鱼龙混杂，资本为画院的准入大开了方便之门，有钱即可进入。正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所认为的，“各行各业办画院绝大多数都不是为了书、画的本体问题，而是为了与书、画相关的利益问题。这之中，简单的是修身养性，复杂的是谋名逐利，中间的是混吃混喝。”

德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哲学家本雅明认为，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品原初所具有的光晕（aura）丧失殆尽。同样的，在市场经济下画院原本所具有的神圣性和崇高感也所剩无几了。无论是官方画院，还是民间画院，它们通过政府职能、资金运作、文化联系等各种契机得以产生并发展，它们是社会力量的凝聚之地，理应发挥更好的创作、研究、教育、宣传等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如今这个后工业文明时期，理性的社会需要艺术的疏通和点缀，人们相对贫瘠肤浅的认知和感受需要用艺术来丰富和教育，而画院作为重要的艺术创生之地，它的艺术创造力和研究、教育力度，直接影响着社会大众所受到的艺术接受状况。我们必须重提画院的庙堂意义，画院应该在当今社会扮演者有如庙堂的角色，可以让大众借之感受到艺术的纯粹性和超越意义。画院有如灯塔，它将艺术之光广为散布，让大众在艺术中看到生活之美。画院应该成为一个崇高之地，足以让人仰望和憧憬。画院职责的核心便是，将艺术精神播布于大众，传递艺术家与艺术之间的爱情，开启民众的艺术灵性，通过阐释和教育，让大众真正地做到在艺术中感受，在艺术中认知，在艺术中思考。唯有如此，才会产生积极健康、自信充实的国民，才会激发出大众心性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