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儿童时代所受到的教育，它的影响不会立竿见影，而是潜移默化地塑造出个人人格，这个个人人格，又最终会反作用于社会、组织、企业、部门和家庭，特别是当一个人在相对没有权力制衡的时候，儿童时代所受的教育并被塑造出的人格特征，就会表现得淋漓尽致，如他看到周围处处都是弱肉强食，他日后便会使用斗争哲学；他看到父母救贫济弱，他日后便对这个世界时时处处充满慈悲和爱心；他看到人们“敬字惜纸”，日后便会对自己的文化无限尊重而充满敬畏……而这些，都是儿时所受教育的结果。故而，儿童时代的教育对于塑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个人的集体人格，显得多么重要？

　　把黄宾虹先生的艺术成就说成是“垃圾桶”，把一座高峰说成是“陷阱”，如果不是恶意炒作，或者是“用语不慎”（但看其2008年所著文，那是一以贯之啊！），我倒不惮以最大的善意揣测，这或许就是其自小所受教育使然！生长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这一代人，其成长的关键时期即儿童时代至少年时代这一段时光，正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十年，对个体而言，有很多孩子学会了对他人的“大不敬”、对社会的“大不敬”和对文化的“大不敬”，这便严重地伤及了民族的灵魂——文化价值观和道德价值观。从这点来说，批评黄宾虹更是一个陷阱。

由于对文化的不敬畏，因此日后便不会好好学习传统，或者日后出于需要——出于功利的需要，表面上也学习传统，皈依传统，实际上却蔑视传统、践踏传统——这其实都是教育出了问题啊！

不仅如此，值得反思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学会了市场竞争的同时，逐利而奔，事事计较利害得失，最近几十年的确“富起来了，土豪遍江湖，但因为文化的断层，却显得很自卑，没有文化上的自尊自信，没有中国文化的精、气、神，碰上西方文化战略的‘转基因’阴谋，便一触即溃，自甘沦落，不爱自家的万世师表孔圣人却拖男带女去热闹‘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刘国玉《文化自信与文化坚守》），由于对自己文化的极度不自信，所以一方面竭力否定传统：否定中医，否定文言文，否定古诗词，否定传统绘画……另一方面则崇洋媚外，把西方文化的功效过度夸大，然后东拼西凑，乃至是“转基因”，还美名其曰“改造中国画”，打着“水墨实验”、“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各种旗号，把中国画捣鼓来捣鼓去，折腾到最后，结果连自己也迷失了方向，不知所之？更为恶劣的是，二十世纪初那些引进西方的技法来改造中国画的前贤先辈们，他们毕竟是从传统文化的旧阵营中杀出来的，他们表面上借用了西法，但骨子里、血液里流淌的到底还是儿童时代所熏陶浸染传承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故而尚有几分可观，特别是徐悲鸿、林风眠、李可染、刘海粟、王肇民等，还具有相当强大的民族基因，然而自诸公而下的“二代”、“三代”们，由于割裂了传统，不了解传统，不敬畏传统，甚至否定了传统，不仅别人的东西没有学到，连自己老祖宗的东西也丢失殆尽了。古有云，“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因此，要让孩子知道自己犯了错，首先家长自身要懂得积极教育引导，要培养其文化自信，要积极引导其认识什么才是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和道德价值观，更要让孩子学会自我判断，什么才是高峰，什么才是经典。那种将真正的大师故意踩低以博喝彩和鼓噪的做法，是先天教育失败使然，既要批评教育孩子，更要检讨好自己。

事实上，正如余秋雨先生在《中国文脉》里谈到的一样，目前社会上还出现一种让人颇不安的现象，就是电视上某些文物鉴定和拍卖节目，只要牵涉明清和近代书画，将一些本非高等级的艺术无限拔高，初一听，溢美古人前人，无可厚非，但这种事情不断重复和反复鼓吹，也就颠覆了艺术和文化的基本等级。就像一座十层高塔，本来轮廓清晰，突然底下基层要自成天台，那么，上面的几层只能坍塌。把一个惊天的价格投向一份中等水准的水墨，就好比推着一堆黄金要把中国绘画史的天平给压垮。

把“经典”说成是“垃圾”，把“高峰”说成是“陷阱”，把二三流乃至末流奉为经典，甚至有的人还放出“艺术就应该让人们自由取用，不要划分高低”的言论，流毒四溢，似是而非，令人担忧。就个人而言，不经基本教育，何来自由取用？鼠目寸光，井蛙观天，恰恰违背了“自由”的本义；就整体而言，如果在精神文化上也不分高低，分不清高低，那就会失去民族的大道、人类的尊严，一切都将在众声喧哗中不知所措、不可收拾。艺术的取用当然必须自由，但艺术的等级肯定有高下之分、严格之别，绝不容混淆颠倒。

这就必须在回归民族文化自信的前提下，重回传统文化教育，重启文脉之思，重开严选之风，重立古今坐标，重建普世范本。要远离滔滔口水，努力拨去浮华热闹，进行深度探讨。目标只有一个：搬开芜杂，让出疏朗空间，洗净众人耳目，厘清何谓经典高峰，何为小丘残羽，呼唤亘古伟步，期待天才降临。由此，中华文化的复兴，才有可能。（刘释之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会员，广州市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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