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从意识形态领域一分为三。美国和前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各自选择了不同道路，这种选择直接影响了这两个大国的文化路线。前苏联“帝国式”的统治使其艺术再一次走向政治附庸的方向，一切都以“写实主义”为创作方针，这样的后果是在一个本该开放的历史节点上把艺术的创作权利和民众享有艺术的权利重新收归“国有”，这导致前苏联在战争结果上的胜利和在文化代价上的重复，这种模式绝大程度上是出于其国家的政治诉求，它把艺术置于顶层设计的“计划”之中，要求个体的服从，形式上服从的背后往往是精神实质上的严重质疑。

　　中间国家在艺术上显现出其历史“过渡性”的特征，而欧洲艺术表现出传统与现代的探讨。可以说，欧洲这个时期的艺术是非常不安的，一方面，传统造就的荣誉感早已融入欧洲人的血液，他们拥有丰富辉煌的文化遗产，二战时，就连希特勒也没有忍心为了摧毁敌人的意志而炸毁巴黎这座骄傲的城市；另一方面，战后欧洲经济的复苏及对美国的依赖让欧洲人对自己社会的认识变得矛盾。所谓后现代，其实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尤其是金融资产阶级对工业社会的再认识。杜尚、博伊斯、伊夫·克莱因的出现，代表着欧洲的艺术从原有依托二元哲学的思考走向更加多元化的社会化创作思考。

　　美国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美国是一个没有什么历史的移民国家。没有历史有没有历史的好处，它意味着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美国的社会结构特点造就了美国社会特有的多元文化结构。在我看来，正是这种社会多元性制造了当代艺术产生的土壤，单一文化结构的国家是很难产生所谓的当代艺术的，因为这样的社会不容易让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达成制度妥协。保守势力深深影响着60年代的美国，美国需要一种“艺术”来说明一个没有文化史的国家在文化上的强大，说明美国相对于那些拥有辉煌传统的国家在文化上自觉的宽容，保守又自觉对抗保守，这种文化要简单、实用、看上去主张鲜明、强调个人价值、易于发声，美国全球战略需要一种最具说服力的文化来证明自身社会的优越，这种文化的战略支撑点就是民众对某种“普世价值”的认同，这就要求这种艺术要和每个人都有关，艺术开始变得现实和具备普遍意义，就像安迪·沃霍所说，“你们看到的就是我作品的全部，除此之外没有更多”。

　　美国的地缘政治很大程度上是在“去意识形态化”而打造一个全新的全球主张，“去意识形态”的主张事实上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只不过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以一种“民众决策”的姿态出现的。美国大概是全世界最讲“艺术策略”的国家，现当代艺术是美国标榜作为现代社会的LOGO和作为民主社会的一面旗帜，而自由民主的背后是一个以强大的经济优越感和地缘优越性为主要依托的社会价值的认同，它不再依托二元哲学作为思考基础，它容许罗斯科和杰夫·昆斯的同时存在，它通过艺术基金会不断建设和推广其“思想库”和“人才库”，它的背后体现得更多是美国的文化战略而不再是乌托邦式的思想，艺术第一次跟“战略”和“利益”如此紧密，它是实用的。

　　当代艺术大概是一个“全球资源配置”下的产物，全球资源配置带来的是全球的信息配置，它的发起或许不是根据某个领袖的意志，也不是某个政府的主观意愿，它具备一个国家在获取全球资源过程中的战略实用性，同时也是社会和历史在经历了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客观文化反映。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传统的、历史的，也是当下的、全新意义上的，它是一种没有文化的文化，是一种扁平化的哲学。

　　世界在变，变得越来越一样，变得越来越不一样。（王鹏　自由艺术评论人）

来源:北京商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