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黄宾虹”这个符号满足了什么需要？进入了哪代人的精神序列？我想起日前听过梁江先生的一句话：“画家只是一个文本，研讨会的发言者借这个文本抒发各自的想法。”现在的“黄宾虹”也是这样。把他当作“传统经典”看待的一代人，不在意黄宾虹的画其实并不十分“传统”——在讲求法度家数的人面前，黄宾虹是出离“传统”的。这一代人只是在看过、或者参与经历过二十世纪各种文化的政治的革新乃至革命之后，觉得是时候对这一段“反传统”的历程进行反思，对遭破坏的传统进行修复了。于是就把“黄宾虹”赋以“传统”的意义，放进他们的精神结构中。作为对之前破坏行动的忏悔也好、作为对异见者的反击也好、甚至是作为对日渐失去的对现实的控制的心理挽回也好，这个符号都能发挥平衡精神的作用。

　　支持什么，往往由于要反对什么。每一代人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都会促使一种理想形象的树立。二十世纪前半截的水深火热，促成对革命者的支持和新社会的向往；二十世纪后期铁幕封闭后的开放，促成对西方自由世界的向往；到今天，对西方的亲近感由于接触了解渐多而消退，彼此文化与情感上的隔阂却并未稍减。这就促成对“文化自我”的追寻。此外，现代物质的扩张式繁荣、物欲咄咄逼人的膨胀，对精神正施以持续的压力，这也促使要在精神上建立高峰，好让人登高远眺、一消块垒。对“黄宾虹”的需求正反映了当下人对“自我迷失”的不满，对功利至上而又无力改变的不满。对黄宾虹的热议或许源于媒体在背后的策划推动，只是利用一个艺术事件中的娱乐性而进行的常规营销动作。不过这一事件所击中的也不光是笑点，它也的确激发了传媒受众中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对应对这一不满而建立的精神净土的维护。

　　每个人的精神都有一个缺口。填补这一缺口的方式各不相同。大街上许多老年人冲起红灯抢着上公共汽车比年轻人更有勇力。这种无端的焦虑就源于对弥补精神缺口的急切。当然最常见的还是对某一宗教的皈依——据说日本有一种古老的土蜘蛛教。教众逐个向一年一度巡游而至的“土蜘蛛大王”倾诉，把生活中的诸般不满一股脑怪罪到大王头上。而大王也向教众宣称：“全日本的灾祸都是本大王造成的！”土蜘蛛大王以甘当出气筒的方式弥补着教众的精神缺口。方法虽然稀奇，却切实有用。艺术也可以是一种信仰，可以填补我们精神上的缺口。许多艺术的信徒也把艺术大师奉做“艺术”这一教的神。因为并非所有信徒都能凭自身的艺术修为来填补精神空洞，他们就需要把有这种能力的大师奉在心中，借大师的能力弥缝缺憾。按照当下的趋势，新“大师”的成立越来越要托赖团队的经营。这对艺术大师的精神能量是一种侵蚀。对过去大师“神性”的重新强调，也就成了对当下“大师”功利化的对抗。

　　回到黄宾虹——和在世时相比，他的景况其实并无改变。他的画同样少有(如果不说“没有”的话)知音。所不同的，是如今的世人把精神支撑转托在了“黄宾虹”之上——一如他们的前代人对其它文化符号的需要，一如他们小时候对父母的需要。对于这点，黄宾虹或许早已预料到，因为他从未说过“我很寂寞”。（作者刘一行）

来源:新快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