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她的话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某种普遍的认知，这种认知基于这样一种假设：艺术作品的优劣是独立于人的感受、趣味、价值判断以及社会历史背景存在的——艺术作品的价值是不言自明的。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话好似阴影般缠绕着我。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许多关于艺术的阅读和思考，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同那次交谈有关。我一直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艺术作品的价值是不言自明的吗?

防弹玻璃背后的《蒙娜丽莎》

到过卢浮宫的人定会对《蒙娜丽莎》的至上地位印象深刻。偌大的美术馆(大约三十八万件藏品)中，假如任选一件最具代表性的藏品，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蒙娜丽莎》，因为它的名气于此没有任何一件作品能与之相较，尽管和它做面对面的接触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

新世纪伊始，我平生第一次目睹了观看《蒙娜丽莎》的盛况。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置身卢浮宫，我夹杂在来自不同国度的人群中，按照标记的指引，心怀虔敬，不知不觉中加入一条蜿蜒的、穿过无数长廊的人流。呈不同肤色、操不同口音的参观者，此时神情庄重，面露期待。那情形更像是等待一场盛大的演出，好不壮观!站在放眼望不到尽头的队伍中，本能地感觉到《蒙娜丽莎》的与众不同。这种印象反过来愈发激起观看的欲望。偶尔，我的视线在长廊两旁的作品上做短暂的停留，但很快，又回转向前方。

终于进入《蒙娜丽莎》所在的展厅。

观众对两侧的画作似乎视而不见，从各个方向不约而同地向《蒙娜丽莎》围拢过来。

但见眼前人头攒动，观众神情激动。穿过面前数不清高举相机的手臂，隐约中，远远瞥见防弹玻璃背后的《蒙娜丽莎》。在那一瞬间，和所有在场者一样，一种将要实现愿望的兴奋感顿然升起。在背后参观者的簇拥下，我与这件举世名作一步步接近。手臂间的缝隙越来越大，蒙娜丽莎的轮廓也愈来愈清晰，前行的每一步好像都在印证这样一个事实—— 终于见到了《蒙娜丽莎》!

当我告别《蒙娜丽莎》，远离狂热的人群之后，很长一段日子里，不知为什么，一种淡淡的失望渐渐占据了我。

必须坦言，《蒙娜丽莎》并未带给我期待中的视觉震撼。我对它的记忆几乎全部是：蜿蜒的长队，高举过顶手持相机的手臂，防弹玻璃背后那个早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面孔。在卢浮宫内众多的巨幅画作面前，它显得尤其的小，或是说不起眼。在这个每年拥有八百万之众参观者，同时有三万五千件作品展出的艺术殿堂里，《蒙娜丽莎》几乎是人们理所当然的选择。于是，我想弄明白：为什么《蒙娜丽莎》吸引了如此的关注?

作品和作品以外

今天，人们恐怕很难想象，直到19世纪中期以前，《蒙娜丽莎》并不是一件出名的作品。这就是说，它的盛名并非与生俱来。《蒙娜丽莎》画于1503年和1506年之间，是列奥纳多·达·芬奇为一位叫丽莎的佛罗伦萨女子所作的肖像。1516年，达·芬奇受邀于法兰西国王佛朗西斯一世，为其效劳，将《蒙娜丽莎》一同带到法国。在达·芬奇1519年去世后的几个世纪里，《蒙娜丽莎》一直是数位法国国王的私人收藏，直到18世纪末才在卢浮宫展出，进入公众视线。

《蒙娜丽莎》出名的最初原因与19世纪中期以来一些论者的评论有关。用学术的话说，就是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对其重要性的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论者认为，画中女子散发出一种不同于以往艺术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独特“女性魅力”。那是怎样的一种魅力呢?

比起维纳斯(上)如痴如醉的娇媚，圣母(下)的平易柔美，蒙娜丽莎的表情中散发出一种与文艺复兴的人文气质相契合的智慧与自信。

翻开厚厚的艺术史画册。面前是达·芬奇笔下的蒙娜丽莎，还有波提切利的维纳斯和拉斐尔的圣母。我发现，比起维纳斯如醉如痴的娇媚、圣母的柔美平易，蒙娜丽莎的魅力更多地来自她的睿智，而非通常意义上的女性姿色。她安然地注视着我们，暗含的微笑中散发出智慧与自信。那是一种超乎了一般女性魅力且略具神秘感的表情，这使蒙娜丽莎具有一种卓然不群的特质。也许，正是这种特质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有一种内在的精神上的契合。

当然，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使《蒙娜丽莎》获得如此卓著的地位。要搞清《蒙娜丽莎》成为一件举世名作的来由，必须了解其作者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特殊地位。

达·芬奇有何与众不同?

在随处见于涉及艺术、历史、科学的文字中，达·芬奇被广泛地誉为文艺复兴的巨人，一个迄今无人超越的、多才多艺的通才。从其遗留下来的大量生动的草图和笔记中，我们得知他的兴趣和知识涉及远在绘画、雕塑和建筑之外的工程，生物，物理等领域——从对波浪的形成到人体结构的研究，从工程机械到绘画透视法。甚至通过对昆虫和鸟类飞行的观察，达·芬奇还研究设计了可能是人类最早的飞行器。如此庞杂而专业的研究竟出自同一人之手，简直不可思议。

我所感兴趣的是，达·芬奇的广博学识在其成就中处于什么位置，与他的艺术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就艺术而言，他在解剖学、透视学方面的知识在绘画中的运用，极大地推进了绘画在平面上塑造立体形体和空间的潜力，对奠定西方绘画的写实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具体到《蒙娜丽莎》，画中使用的 sfumato 画法，被认为是对写实绘画的突破性贡献。这种画法改变了此前绘画中形体由始至终清晰的轮廓线，在突出部分形体的同时使其他部分模糊且不确定，仿佛隐然于阴影中，让观者有更多的想象余地，从而产生出更加生动的效果。有人说，《蒙娜丽莎》的微笑之所以神秘就在于她的眼角和嘴角隐形于这样的阴影之中。

从更广泛的意义讲，达·芬奇将绘画建立在对自然的广博知识基础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绘画不再单纯地被视为一项手工技艺，从而上升为一种建立在科学和理性高度的人类追求。

达·芬奇的天才地位在后人的文字和绘画中被进一步神化。这可以在安格尔画于1818年的《列奥纳多之死》中略见一斑。画中，法兰西国王佛朗西斯一世俯身用右手臂将垂死的达·芬奇的头部托起，左手试图扶住他瘫软的身体。艺术家的故去被给予皇家的尊贵礼遇。国王对艺术家表现出如此怜爱，足以显示后者地位之特殊。

不难想象，达·芬奇的特殊声誉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为数不多的传世之作被视为稀世珍品。也许，人们习惯性地认为，一位有着如此非凡才能的天才的画作，注定是不平凡的。

如果说，《蒙娜丽莎》的声名在20世纪以前还主要限于艺术领域，那么，它在1911年的失窃则在最大范围内引起公众的关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想不明白：《蒙娜丽莎》被窃?坚固的防弹玻璃，如此严密的安保措施，这怎么可能?其实，早在20世纪初期，《蒙娜丽莎》作为卢浮宫内许多名作之一，还远未享受到现今的待遇。

事情是这样的。

1911年8月20日，一名当时受雇于卢浮宫的意大利青年佩鲁吉亚，在临近闭馆时分，将《蒙娜丽莎》从墙上取下，随即藏匿于存放杂物的房间内。次日，佩鲁吉亚携带着藏于衣服下的《蒙娜丽莎》，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走出卢浮宫。那个时候的卢浮宫，一件作品因拍照需要被从墙上取下是司空见惯的事。因此，直到一天之后，人们才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著名的《蒙娜丽莎》不见了!卢浮宫旋即被关闭。

在1911年，《蒙娜丽莎》还悬挂于其他作品之中，供人临摹，直到一天它从墙上悄然消失。

《蒙娜丽莎》被盗的消息震惊了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

在法国报纸的相关报道中，诸如“无法想象”、“难以置信”、“耸人听闻”的字眼儿到处充斥于新闻标题中。就在头一年，法兰西国立博物馆的负责人还夸口说：想窃取《蒙娜丽莎》?这就如同说你可以偷走巴黎圣母院的钟楼。可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竟然发生了。一时间，整个巴黎都在寻找《蒙娜丽莎》。在疯狂的搜寻过程中，诗人阿波利纳尔(Apollinaire)和年轻的画家毕加索也一度受到牵连。前者因为曾扬言应该焚毁卢浮宫，后者因为从朋友处收到两件从卢浮宫失窃的头部雕像，而双双遭到警察的问讯。

就今天所了解的，佩鲁吉亚的幕后操纵者是一个南美洲的贵族。这个南美人有着一个在他看来绝妙的计划。他是这样想的：先找人复制六幅相同的《蒙娜丽莎》，一旦原作被盗，就将六幅复制品作为原作分别出售给不同的买主，以牟取暴利。不想，两个春秋过去了，佩鲁吉亚迟迟没有收到进一步的指令。在失去耐心的情况下，擅自决定将《蒙娜丽莎》带回他的故乡意大利。在他试图将其卖给佛罗伦萨的乌菲奇美术馆的过程中被捕。佩鲁吉亚被判处6个月监禁，然而，这个意大利青年的行为在他的国家一时被视为爱国壮举。

不用说，意大利为《蒙娜丽莎》的意外归来而欢喜。

此时距它最初离开佛罗伦萨这座文艺复兴城市已经过去了近4个世纪。同时，似乎没有多大疑问，它理应归还于法兰西 (这件事足以证明意大利人的善解人意，他们似乎早就懂得艺术本无国界)。在此之前，故乡的子民有机会在它的诞生地一睹其风采。在佛罗伦萨展出的首日，当乌菲奇美术馆的大门刚刚开启，大约三万名过度兴奋的观众一拥而入，争相目睹这个意大利最著名的“侨民”。《蒙娜丽莎》在故乡人眼中是如此的亲切而熟悉，好像从未离开。在罗马和米兰停留期间，观众报以同样的狂热。所到之处，盛况空前。经过和故乡人的短暂团聚，《蒙娜丽莎》于1913年末重返法国。这时，法兰西人以更大的热情来庆祝它的失而复得。翌年元月，当《蒙娜丽莎》再次出现在卢浮宫时，短短两日内，竟有十万之众蜂拥而至，亲眼见证它的归来。

至此，《蒙娜丽莎》已然声名远扬。

作为经典的《蒙娜丽莎》

熟悉现代艺术史的人也许知道，并非所有的法兰西人皆对《蒙娜丽莎》怀有同样的崇敬与热情。时隔6年之后的1919年，一位叫杜尚 (Duchamp)的年轻人做出了一个现代艺术史上的惊人举动。他将印刷品上的蒙娜丽莎进行了修改，令人不可思议地为其加上胡须，借以表示他与传统的决裂。此时，距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问世已有十几个年头，现代艺术正呈蔓延之势，席卷欧洲。传统艺术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曾一度心存疑问：在20世纪反传统的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下，《蒙娜丽莎》是否魅力依然?

答案是肯定的。

一个似非而是的事实是，一方面，杜尚的行为恰恰从反面印证了《蒙娜丽莎》的经典地位。另一方面，尽管传统艺术在20世纪遭受了现代艺术的持久挑战，《蒙娜丽莎》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似乎有增无减。也许，没有什么比《蒙娜丽莎》在美国受到的礼遇更能证明这一点。

1962年岁末，背负着美誉与盛名，《蒙娜丽莎》横渡大西洋，高调出现在期许满满的美国观众面前。届时，美国已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取代法国，成为西方新的现代艺术中心。那个当年为《蒙娜丽莎》添上胡须的杜尚，此时已经以最具影响的艺术颠覆者的身份蜚声西方艺坛，并移居美国多年。但这一切似乎丝毫没有影响美国公众对这个迷一般女子的兴趣。

翌年1月。两千多名嘉宾在华盛顿国立美术馆为《蒙娜丽莎》的展出举行隆重的开展仪式。来宾惊喜地发现，人群中赫然站立着肯尼迪总统和第一夫人。而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两名手持上有刺刀的步枪的海军陆战队员威严侍卫在《蒙娜丽莎》左右，好像他们保护的不是一件艺术品，而是一名尊贵的国家元首。说起武装侍卫，还有一个意外的插曲。届时，随行中负责卢浮宫艺术品保护的一位女士，由于担心电视录像的强烈灯光对这件稀世珍宝造成损害，情急之下跨过防护栏，企图查看画旁的温湿计。没想到，这位细心的法国女士的无辜举动竟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反应，一名武装侍卫立即冲到她跟前，用刺刀将其衣服挑破。幸亏，一名负责总统安全的特工及时将她救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始终好奇，那些隔着闪亮的刺刀，对《蒙娜丽莎》匆匆瞥上一眼的观众是怎样的感觉?

在《蒙娜丽莎》于华盛顿逗留的数周内，大约六十多万名美国观众走过国家美术馆的大门，他们通常需要经过两小时的等待，才得以与这位大名鼎鼎的来访者进行短暂的对视。期间，该馆有史以来第一次于晚间开放。在随后于大都会美术馆展出期间，纽约市民又目睹了超过百万之众冒着严寒排队等候的盛况。与此同时，可以想见，无以计数的美国人，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等大众媒体，认识并熟悉了这件传奇之作。毋容置疑，《蒙娜丽莎》的美国之行本身为这件富有传奇色彩的作品又增添了新的传奇。

有件事我一直记挂于心。

要解释《蒙娜丽莎》的与众不同，就必须提到那独一无二的防弹玻璃。

尚未到过卢浮宫的，或许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见过《蒙娜丽莎》的，却未必晓得它的由来。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知，《蒙娜丽莎》于1974年远行到了日本，此行对《蒙娜丽莎》有着非同小可的影响。也就是从那时起，《蒙娜丽莎》被放置在一个由日本赠送的特制防弹玻璃罩内。此时距1911年的被盗事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这个特别的装置通过内设的空气调节器，使罩内始终维持在20摄氏的温度和55%的湿度。不难想象，它对前来卢浮宫的观众有着怎样的潜在心理暗示。它使观者对这个表面上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面孔，在面对面的瞬间，产生某种陌生感——它默默地提醒每一位到访者：《蒙娜丽莎》是与众不同的。

如果说，防弹玻璃从视觉上使《蒙娜丽莎》在卢浮宫内众多画作中与众不同，2005年启用的新的展示空间是在此方面的登峰造极。在这个为《蒙娜丽莎》量身定制的展厅里，两侧墙壁上层层堆挂着不同时期艺术家的画作，而正中的整面墙壁都留给了《蒙娜丽莎》。一个更先进的防弹玻璃装置将它结结实实地罩住；画的下方是一个突出的木制台面（以防作品从墙上滑落?）。在我眼里，它更像是一个圣台，使人们在目光汇集在它上面的刹那间不由得心生崇敬。此外，一个木制栏杆，以《蒙娜丽莎》为轴心划出一个漂亮的半圆曲线，将观众限制在两米开外。每当游客多到令人对《蒙娜丽莎》的安全产生担忧的时候，一个临时的隔离带将被启用，使观众止步于更“安全”的距离。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营造出一种近乎朝圣的氛围。

我试着想象处身在这样的氛围中。

眼前慢慢浮现出无数高高举着相机的手臂，透过这些手臂时隐时现于防弹玻璃背后那张熟悉的面孔。观众对两侧的画作似乎视而不见，从各个方向不约而同地向《蒙娜丽莎》围拢过来……

《蒙娜丽莎》与十几年前的那次交谈

我想：假如造访者对《蒙娜丽莎》及它的作者一无所知，倘若不是置于防弹玻璃背后，如若没有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队，那将是怎样一番情景呢?其实，对那些远道而来的仰慕者来说，《蒙娜丽莎》并不陌生。在目睹真迹之前，他们已经通过各种媒介熟识画中女子的形象；并很有可能对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有所耳闻;他们或许还了解它在艺术史上的地位。此外，人们定会知晓达·芬奇的声名及地位：他多才多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天才。

可以说，人们几乎不可避免地选择《蒙娜丽莎》，并带着对它的预先了解、评价、期待和仰慕心态去观赏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观看在实际目睹作品之前就发生了。

因此，一件作品的价值并非不言自明。它脱离不了具体的感受、趣味、价值判断以及社会历史背景而存在。如果没有诸多的作品以外的因素，《蒙娜丽莎》就绝不是今天的《蒙娜丽莎》。

在弄明白《蒙娜丽莎》盛名背后的缘由之后，那个多年萦绕于心的问题不再困扰我。心中一下子释然了。（秦兆凯）

来源:美术观察责任编辑: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