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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 《江天新霁》
齐白石 《牡丹》
天津美术网讯 重理性法度还是重率性而为?对于今天的中国画而言,这是一个有必要深入探讨、厘清的话题。譬如黄宾虹、潘天寿的作品,乃至当代国画家尚涛的作品,就有人认为太过理性,法度太过缜密严谨。果真如此吗?理性法度和率性而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且看专家们的评析。
正
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 张江舟——
法度是国画基本原理
率性创作亦不能逾矩
无论从精神形态上讲,还是从语言体系上讲,中国画都要讲究法度。我理解的法度,是古人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已然形成的价值体系。中国画有一支叫做“文人画”的优秀传统,其高贵的精神品质、系统的笔墨章法、布局原理、造型原则和色彩方式,就是中国画的基本法度。但在这一前提下,中国画并非不讲率性而为,中国画还有一个核心价值观叫做“写意性”——不求形似,逸笔草草,聊写胸中意气。这是中国画对世界画坛的贡献。
认为理性法度森严、笔墨高度程式化,使得作品太过概念、缺少绘画性、缺少鲜活的感受,在我看来,此观点是误读传统所致。法度是中国画的基本原理,高度程式化是绘画语言高度成熟的体现。掌握中国画的基本原理和笔墨方式是进入中国画的基本门径。中国画还讲“师造化,得心源”,就是要求绘画者在掌握前人绘画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真诚地感受自然,得天地超然之气,养笔墨澄明之迹。无论是齐白石、潘天寿还是黄宾虹,这些大师们的作品都是讲法度的。同时,也是率性而为的。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即讲法度,更是创作者鲜活的生活体验和丰富的精神情感的艺术表达。像徐渭笔下的墨葡萄,人们形容其为“墨点无多泪点多”,八大山人笔下的残山剩水和白眼向天的鸟,表达的是一个明室遗民面对朝代更替、国破家亡的愤懑之意。应该说,中国画语言本身,无论是布局章法还是笔墨色彩,都是有精神性的,都是主观情感的表达。法度与程式是中国画之所以是中国画的身份印证,丝毫不会影响创作者鲜活的生活体验和丰富的情感表达。
就潘天寿、黄宾虹的作品来看,虽然他们的作品在法度上非常严谨,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作品中情绪的发散。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特有的意绪。这种意绪,在潘天寿的作品中表现为激情豪迈,其作品的大尺幅,构图的大开合,笔墨的刚健洒脱,都给人精神上、视觉上很强的冲击力;黄宾虹是大学者,他的审美追求更近传统文人的雅逸之气,所以其作品整体透露出来的是不事张扬,追求内敛、含蓄、俊逸的书卷气。
今天的国画家,跟传统文人画家又有不同。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对文人的修养甚至行为方式是有严格规范的,这决定了文人画家的基本审美态度。但今天的国画家,在我看来更多趋近艺人而非文人。社会文化环境的日趋世俗化和现代美术教育的专业化训练方式,使今天的国画家们日趋疏离文人情怀。
个性张扬、率性而为,更多体现的是当代画家的审美追求。也因此,以牺牲笔墨的表现力、丰富性为前提,急欲建立个性化、标语化的语言方式,就成为当前许多画家意欲成功的主要方式。因为语言越单一,个性越突出。这些画家的画是不能学的,学了只能是沿着他们的单一线性去走,根本无法出来。
在我看来,学习中国画,从黄宾虹介入,倒是聪明之举。作为一名笔墨集大成者,黄宾虹是当代画家认识传统、体味笔墨精神的最好途径。无论皴、擦、点、染、厾,还是浓、淡、干、湿、焦,在他的画作中都有充分的体现。没有哪位中国画家的语言体系像他那么丰满,可谓诸法皆备,基础的宽度决定发展的高度。学习黄宾虹,可以为自己的笔墨基础打下一个很宽的底盘,而且无论从东南西北哪一角度哪一方位,都可以往外突围,并最终建立个性化的语言方式。
反
国画家 庄小尖——
在理性法度中打转会淹没真性情
无规矩不成方圆,画家首先要在理性法度的范围内打好基础,才能对整个中国画的笔墨规律和创作内涵掌握得足够深入、透彻;但如果一位画家一直都在理性法度中打转,那真性情就会被掩盖掉。能否展现其创造力,最终还要看他是否做到率性而为。这靠天分,也靠机缘,放得太急了,就像果子太早熟了长不大。
对比东西方艺术,我们会发现,两者的生命特质是如此不同。西画常常靠的是激情,所以要趁着年轻的时候挥洒生命来成就艺术。所以西方的天才音乐家、艺术家,往往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他们早早地就燃烧了自己。中国艺术不一样,讲究中庸、无为。想象一下,一位国画家和一位油画家,一位弹古琴的艺术家和一位玩爵士乐的艺术家,他们的气质是何等不同。可以说,西方艺术是进攻型的,东方艺术是内敛型的,所以中国艺术提倡“老”,中医要老,画家要老,写字也要老。很多东西不是说你下工夫,加班加点就能进步神速的,要慢慢去悟,要等待浑然天成、人书俱老的那一天。就是看作品,有些高妙之作,也要过了某个阶段才能看懂。像黄宾虹的作品,为什么现在仍然有很多人欣赏不了,就是他们功夫不到家,没有那个修养、学识。
所以,对国画家来说,什么时候可以放,什么时候可以松动自由,跟个人的性格、修炼都有关。有的人为何会变得无法无天、无知无畏,就是放得太早,很多深层次的东西还没弄明白,很多技术要领还没掌握,就一味地“率性而为”,结果只能是令人发笑。有的人虽然各种创作规律、方法都掌握了,但他最后能否率性而为,还要看他是不是有高度的自信和觉悟,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无论如何创新都不离规矩法度。所以艺术之难,最难在于其是天生的,不是主观想做好就能出类拔萃的。在理性法度的范畴内,大家都可以努力,但率性而为的那个时间点,你掌握得对吗?能力够不够?高度行不行?都是问题。像齐白石、黄宾虹他们放得就恰恰好,而且他们的生命长度足够支撑他们水到渠成地率性而为,最终成为大师。多少人在理性法度中探求了一辈子,还没踏出半步,就折于路上了。这有如在沙漠中找水喝,看到一口泉眼喷涌而出,太不容易了。
就我自己而言,现在仍然在理性法度当中踟蹰前行。先说书法,我写了几十年,很多人都劝我放开,但我没放。我写书法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书法往前推的,写大篆也是近些年才开始,很清楚自己的功力到哪了,如果现在就放开,我这棵树就只能长到这个高度,所以不能催熟。画画目前也还在理性法度中摸索,处于爬山阶段,我很清楚,自己尚未达到“一览众山小”的境界。
因此,率性而为这件事,跟每一位书画家的性格、气度、学养都有关,跟他对问题的理解高度更有关。今天书画家们的条件当然是很好的,可以迅速、便捷地找到各种资料,但资讯太发达,没有了具体尺度,就容易迷失,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常常急于求成了。
评论家、画家 梁江——
理性和率性是创作不同阶段的要求
我想,谈论理性法度和率性而为,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
一,就一般的国画学习、创作而言,既需理性,也需率性。临摹书画作品的时候,艺术家当然应该理性;创造的时候,就要率性了,把各种规范、技法、语言运用得游刃有余,不受束缚,达到无法乃为至法的境界。所以,理性和率性,属于艺术创作不同阶段的要求,并非对立面;
二、艺术家自身到底应该理性一点好,还是率性一点好?在我看来,理性和非理性,其实是艺术创造过程中的个人状态,或者说心理状态,跟最终的结果没有必然联系。只要是做出了好的作品,艺术家可以很理性,也可以非常率性。我们说李白是酒仙、诗仙,喝醉了就能写出好诗;但历练也可以出诗人,像杜甫对社会有非常深刻的感悟,这促使他的诗歌风格日趋沉郁顿挫,充满理性法度。西方绘画也是如此,譬如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大师波洛克,其非理性的创作中饱含着理性的表达。他使用“滴画法”,把巨大的画布平铺于地面,用钻有小孔的盒、棒或画笔把颜料滴溅在画布上,不做事先规划,作画没有固定位置,喜欢在画布四周随意走动,看起来很率性而为,但这样一种作画方式,其实是经过画家的理性思考而获得的。
现在为何会有一些人认定黄宾虹的作品太理性呢?恐怕是因为他有很成型的、系统化的艺术见解,提炼出了“五笔七墨”之说。事实上,他的作品中有着炽热的情感、个性化的创造。像他画的房子,很多都是歪歪扭扭的,跟画面上的山和人做比较,常常不成比例。这是他画不直、不懂得构图吗?显然不是,他运用了夸张的笔法,故意将这些房子处理成一种笔墨符号,在作品中起到别样的效果。我想,那些认为黄宾虹的作品太理性的人,应该更认真地读一读他的作品,并跟同时代的其他画家做做比较,就可以看出黄宾虹在画面中表达的感悟是多么深刻,笔墨线条是多么富有激情。(记者 江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