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民安教授为民生现代美术馆的新展览“物体系”写了一篇类似前言的长文，叫《物的转向》。文章从康德谈起，高屋建瓴，一路经过胡塞尔、海德格尔、拉图尔、梅亚苏到达哈曼。全文没有一个字提及眼下正在进行的展览，甚至“艺术”这个词都没有出现。第一部分是对康德的简明哲学史课程，奇怪的是“三大批判” 里的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批判被很大路地解说了一遍，可偏偏又是与艺术或美学关系最密切的判断力批判，却踪影全无。

　　读这篇文的时候，我一再问自己，这位“学术主持”到底想干嘛？如果他只是对专家学者讲话，那么即便在我这样的半吊子哲学爱好者看来，他写的东西都毫无新意，无非是哲学史或时髦理论舶来品的大杂烩；如果是写给来看展览的普通观众看的，试图提升他们的观展水平，那么很抱歉，这样充斥了抽象概念而与展览本身浑身不搭界的文章，恐怕绝大多数人根本读不下来，读了也不知所云。

　　作为圈外人，我不太清楚“学术主持”在当代艺术这个圈子里到底算是个什么头衔。这个展览没有通常的策展人，而是另外列出一位“总策划”艾民博士，所以我猜“总策划”要么是挂名，要么大概负责从圈里召集艺术家和作品，“学术主持”则负责拍脑袋为一大摊子乱七八糟的东西提供一个说得过去的“体系”。

　　如果从“岗位要求”上说，“学术主持”只需负责供应这样一篇假大空的论文，而不是真正深入地与策展过程充分互动、将展出的艺术品与所提及的概念相互融汇、呼应——一句话，如果只需要做这么点刷黑板报的工作，我明天就托关系找地方去上岗……(说笑啦，我当然清楚地知道我没有汪教授的“学术地位”——重要的是“名气”，而不是瞎鸡巴扯的学术，这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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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教授是以“哲学家”的身份混迹于当代艺术圈的，艺术家们表面上大概都对他毕恭毕敬，因为他能像一个批发商一样，向这个浮躁而虚无的圈子源源不断地供给它紧缺的高深莫测的“概念”，在大卖场里转悠的艺术家们很乐意挑上几样，回去往作品上一贴，作品顿时便多了些可疑的光彩。不过背地里艺术家们怎么想，我就不太有把握了，因为艺术家大都是些倨傲的自视甚高的家伙，他们对汪教授的需要，大多数时候只是“在商言商”，至于那些概念究竟有没有意思、有多大意思，其实他们根本是不关心的，甚至嗤之以鼻——你不就是玩不了活艺术才玩死概念的吗？虽然眼下死概念看上去能派花花绿绿的包装纸的用场，但归根到底不还是一些废纸吗？

　　其实像汪教授这样的“哲学家”，恐怕自己也承认并无独创性的才华。正如尼采所说，应该“终止把哲学工作者和一般科学工作者混同于哲学家”。所以在嘉奖他对现当代西方时髦理论之“绍介”的意义上，不妨称之为“哲学学者”，而如果不那么客气，直指其本质，那么“哲学活动家”兴许是更适合的称号。

　　哲学活动家的致命嗜好是二手烟，尽管他们偶尔清醒的时候也知道，这可能是日常生活中最要命的致癌物质，他们还是嗜之如命。哲学活动家之所以不适合策展，是因为他的脑袋里充斥了“物体系”这样时髦的二手概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来自让·鲍德里亚一本叫《物体系》的书。不过在汪教授的文章里，鲍德里亚的名字被巧妙地擦掉了，一本批判消费社会的书，被一篇大而无当的“物的观念史”所取代，结果是在鲍德里亚式的聪明的虚无主义之上又叠加了一层笨拙的汪式二手烟虚无主义。汪教授大概没兴趣也没能力真的像鲍德里亚那样去构思一个“物的结构语意系统”，而是投机取巧地把概念搬过来，作为可以任意堆放杂物的仓库。而恰恰是这种东西，最能以其空空如也的玄妙骗得资本家的真金白银、领导同志的颔首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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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可以以及应该装进“物体系”里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回答是：任何东西。因为一切皆物，连人的身体也是机器-物(当然，汪教授还是做了一个最低级别的筛选，那就是无需动脑地把“人”及其形象排除出去)。最空洞的概念当然就是最宏大最非凡的概念，它可以用来表述一切，并且在三流哲学家心中，实际上它“就是一切”。何况他们还有已被运用得日益纯熟的“防身利器”，即为丧失标准和尺度取名“开放”，为浅薄、无聊甚至愚蠢取名“自由”。

　　这样，展览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杂乱无章的一锅炖，因为其实什么都很容易拿进来，很容易为拿进来找到一个理由，结果没有什么展品是需要在经历它是否符合要求的痛苦挣扎之后才选定的，一切都那么轻易，以及轻浮。只要将将与“物”这个词搭上一点边的都可以接受，然后使点小聪明为它写一小段包含“物”或其等价词的牵强附会的说明就行了。展览最后变成在一大堆成名或半成名艺术家的作品里，先用“物”这个关键词做个可有可无的海选，然后进入实质性的转盘抽奖环节，抽中入围……

　　实际上，在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体系”里，某一件艺术作品本身是否具有创造性已变得很不重要，即便个别真正的好作品也因吸进太多二手烟雾而中毒了，窒息了，变得虚弱而病态。我读了好多篇对这个展览的报道与评论，里面除了重复引用汪教授们已经准备好的理论调料之外，几乎没看到新鲜的个人化的感受。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展览的真实效果——它竟然一点也没能激发出这些记者与评论家说一点新鲜东西的欲望，还有比这更失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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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大概是教人反思，而汪教授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身处一个小小的但并非无足轻重的悖论之中：哲学活动家只可能策划出这种彻底空洞化的艺术展览，这是由他的思想的二手烟性质所决定了的，除非他的天分与勇气在机缘(也就是命运)契合下给予他超越这一身份的可能，成为一名特立独行的哲学家；然而真正的哲学家无疑又会对策展这种稀奇古怪的勾当不屑一顾，还是如尼采所说，“对我们哲学家来说，最大的乐事莫过于被错认为是艺术家了”，也就是说，哲学家们的最高“理想”是成为艺术家(颇具嘲讽意味的是，与之相对应，当代艺术家们很难抑制冒充哲学家的冲动)，而不是成为被资本体制炮制出来并捧上权力宝座的形象可疑(并且似乎越来越可憎)的“策展人”。

　　今天的艺术机构很愿意出钱请一些概念制造者或者贩卖者来撑门面，在市场社会里这也无可厚非；倒是学者是否看清这一点，以至是否甘心被利用、如何被利用(及反利用)，给了我们一个好机会来判断他究竟水平几何。

　　利奥塔说过：“一个人不能问绘画姿态的目的性是什么：这会把它置于一个概念的因果性之下。一个人必须承认，这个姿态在追问自身，不是通过话语，而是通过绘画。(正如反思的本质在于通过思考来追问自身。)绘画乃是绘画的思想，但那是它的思想-身体。”

　　这里的“绘画”全部替换成广义的“艺术”依然适用。艺术的使命就是呈现因果性概念之外的感性丰富性，它的思想就是它的创作手法自身，任何试图统御艺术本能的概念化冲动，都是一种粗野和低劣的侵犯。哲学家可以以艺术作品为灵感来源，提出自己的创造性思考，但那始终是哲学，而非艺术。混淆哲学思考和艺术创作、将二者同时降格为说明文及其配图，是三流哲学活动家和三流艺术表演家卑劣的合谋，是他们相互勾结的诡计，藉以将自身能力的贫乏和精神的空虚合理化。汪教授及其“主持”的“物体系”，正是这样一具再生动不过的尸体标本；民生现代美术馆的展厅在这两个月里更像是飘浮着来自虚无世界的阴冷气息的太平间，而不是理应充满生之活力与创造力的艺术空间。

　　不过作为一个生活在“后现代”的人，其实我很快就已经想通了：反正都已经是虚无的没有生命力的人和东西，多吸点二手烟，早死早超生，或许也是件好事。

来源:新浪收藏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