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界的“中国梦”断想》的断想

    王郛 

    读了郭西元先生发表在《中国书画报》上的《美术界的“中国梦”断想》（2015年第25期头版），心绪较为复杂，不由也产生一些“断想”。对郭先生的主张，有的非常赞成，有的则不敢苟同。首先，我赞成郭先生强调“写意精神”，也为“展览的写意画太少，而且得不了大奖”鸣不平。这种状况有人认为是写意画好的东西太少，故入展少。但是入展的工笔画，特别是那些制作出来的画（靠反复描摹蹭擦等手段，甚至连宣纸也不用）在我看来只能算工艺品，不属于工笔画。因为工笔画和写意画虽有很大区别，但也讲“骨法用笔”，也讲南齐谢赫的“六法论”。对此，看一看我国著名工笔人物画家刘凌沧、黄均二先生的有关教学资料就明了了。那些“制作”出来的“工笔画”，完全失去了“骨法用笔”，更看不到“气韵生动”，然而却能大量入展，甚至获奖。这类“画”广受业内人士非议。这里我同意郭先生引用的“如果再这样展览下去，中国画就没有了”的警示。在这里我也同意陈履生先生发出的警告：“关于中国画的问题，应该说到本届为止已经显现出来危险的信号。”写意画入展一届比一届少，已经少到了可怜的地步，这难道是危言耸听吗？为什么写意画入展少？为什么工笔画、“制作画”入展多？不只是水平问题，其中有何复杂因素，值得国人关注和深思。

　　这里我再谈一下和郭先生有分歧的问题。郭先生文章中说“西洋画无论何时也是做不成‘中国梦’的”。言下之意只有中国画才能做成“中国梦”。我无意贬低中国画，因为我也是画中国画的。但我们应当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问题。我们不能说单靠西洋画就能实现“中国梦”，但它却有助于实现“中国梦”。有以下示例可资说明。首先最突出的是董希文先生用油画画的《开国大典》。这幅画曾得到毛主席的称赞。当我们多数人看到这幅画时都会为那逼真的场面、恢宏的气势、能再现中华民族重大历史时刻所感动。另外，罗工柳的《地道战》、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也都是油画，在反映中国革命事业方面也都发挥了很大作用。还有罗中立的《父亲》，也是油画，那感人的老农形象我想多数人看了都会为之动容，都会联想到自己的父辈。

　　再比如版画。被毛主席称赞为“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鲁迅先生就非常喜欢这一画种，称其为“力之美”的艺术。当年一些热血青年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和指引，以版画为武器，有力地配合了革命斗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同样功不可没。为了提高和发展版画，鲁迅先生还曾说：“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也许能创作出一种更好的版画。”鲁迅先生在这里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对待“洋画”的正确态度。总之，我认为任何画种，只要它有益无害，只要大众喜欢，均不应该排斥。当然，在反映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方面，中国画同样可以发挥重大作用，石鲁的《转战陕北》《南泥湾途中》，蒋兆和的《流民图》等，就是很好的例证。

　　综上简言之，还是“百花齐放”好，正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所以我认为郭先生大可不必介意“中国政府出钱举办自己的展览，可自己的艺术只占十三分之一的份额”。大型展览，除中国画外，油画、版画、水彩水粉画等，只要画得好且数量多，单独分类展出并无不当。

　　还有一个“诗情画意”问题。的确，现在能自作诗的画家极少。但我认为不见得能作“诗”、画上题“诗”就有诗情画意。所谓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前提必须是诗写得好、画画得好，反之，诗写得不好，提上了也无诗情，画画得好，无诗也让人觉得有诗意。其实画上题字也仅从宋元开始，且多为“穷款”“藏款”（或叫“隐款”）。如范宽的《雪景寒林图》，题字在树干上，很不容易发现。题诗盛行，伴随着文人画兴起，逐渐发展成“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艺术。诗是最难作的。即使像郑板桥、吴昌硕这样的大家也并非都是自作诗题于自家作品上。比如，“我亦有亭深竹里，也思归去听秋声”，本是元人梅道人吴镇之句，但二人都曾题录于自己的墨竹作品中。吴昌硕画荷甚多，但题诗多是同一首：“荷花荷叶墨汁涂，雨大不知香有无……”画梅竹也多是录旧作。尽管他在《赠内》一诗中有“平居数长物，夫婿是诗人”，颇以诗人自居自赏，但同他大量的画作相较，诗也只是很少一部分。白石老人也写有一些很精彩的诗，同样与他大量的画作相比也只能算凤毛麟角。可见在文人画盛行的时代，作诗都是最难的事情。鲁迅先生说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所以面对这一难题，我们提倡能作诗，但也不可苛求。我们可以从前人中找一些其他的办法。还以齐白石为例，一是画上题自作诗，这当然好，也可书录他人佳句；二是只落名款，如其在许多画上只题“白石”“木人”“老白”“寄萍堂后人”等，甚至仅题一个“璜”字（吴昌硕也仅题一个“缶”字）；三是可题一两句或一段富于哲理或情趣的文字，如其画两只小鸡争一条蚯蚓，款题“他日相呼”，在日伪占领北京时期画熟螃蟹于盘内，款题“看你横行到何时”（我所看到的是赭色熟蟹款题“何以不行”），我想从以上来看其作用在“成教化、助人伦”方面不亚于题诗；四是可以阐述画理，或记录有意义之事等。当然，题什么款、题多少，都要看画面需要。

　　以上文字仅对郭先生文章的前半部分有感而发，对于下半部分论及的展览的弊端、“国画院”变“画院”等，不作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