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衍庸是艺术界新飞来的一只燕子

丁衍庸 抽象构图及女人像
八仙

橘色仕女

　　留日回国后创作革故鼎新，表现风格大胆，倪贻德称赞：

　　谁是丁衍庸？他是饮誉国际的大画家，“东方马蒂斯”、“洋八大”等略含怪异与矛盾的称呼一度叠加在他身上，但在中国大陆，曾几何时，他却是一个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失踪者”。

　　1902年4月15日，丁衍庸出生于广东高州谢鸡镇茂坡村一富裕人家。自幼聪颖的丁衍庸非常喜欢画画。到高州中学读书后，16岁的丁衍庸正式开始学画画。在族叔丁颖(中国水稻学之父，中国农业学院首任院长)的鼓励下，丁衍庸决定负笈东洋求学。

　　“1920年的秋天，我刚从中学毕业出来，我那时才18岁，为少年的幻想和野心所驱使，就不顾一切地逃到东京去习画，这个可算我艺术生活开始的时期。”翌年9月，丁衍庸考入日本最具规模的高等艺术学府—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一年之后，丁衍庸在东京举行的第一届“法兰西现代展 览会”上，得以一睹塞尚、马蒂斯、高更等大师的真迹，尤其是野兽派元老马蒂斯的作品给他带来了强烈的震撼。那些老辣而简约的布局、斑斓的油彩交响、叛逆狂热的视觉呈现，让这个在漫漫求索中急于拨云见日的年轻人仿若醍醐灌顶。

　　两年后，他以一幅取法后期印象派的静物油画《食桌之上》，从2500件竞争作品之中脱颖而出，入选1924年日本第五届“中央美术展览会”，是唯一获选的中国留日学生作品，令师生们刮目相看。

　　1925年回国后，年仅24岁的丁衍庸受到蔡元培、刘海粟等人的赏识，出任沪上艺术名校教职。在创作上，他则革故鼎新，表现风格大胆，备受瞩目。对此，上海决澜社的发起人之一倪贻德将他喻作“艺术界新飞来的一只燕子”。

　　其后，丁衍庸辗转沪、穗教授西洋画，在国内美术界貌似一片炽烈、雀跃的空气中，体会到的却是“贫弱”与“恶劣”。对此，他曾有过这样的回忆：“1928年的秋天，我无端的又来到广州了。广州艺术界空气的贫弱，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艺术界连有常识的人都不见得多，不三不四的艺术集团反极盛行，不中不西的画所在多有，流氓无赖一切都冒艺术家的美名，混迹其间，把广州的艺术界弄得糟透了。照我看来，广州的艺术是没什么希望了。”

　　作为先后东渡日本游学的广东籍画家，高剑父与丁衍庸到底有何交往？两人在艺术观点上又会有何不同？对此，丁衍庸曾这样用笔记载：“他(高剑父)说：‘我总想把世界画法的妙处安排到中国的画面上。’我呢，也常常这样说：‘我很想把中国画的线条和墨用到西法画上’。”想到此，就连丁衍庸自己也觉得“这种对话是很有趣的”。

　　简介

　　丁衍庸

　　(1902-1978)，著名国画家、油画家、篆刻家、美术教育家。

　　艺术踪迹

　　1921年 考入东京美术学校，主习西画，尤醉心野兽画派大师马蒂斯画风，学习废寝忘食。年仅弱冠，作品已人选日本中央美术展，—鸣惊人。

　　1925年 得蔡元培的赏识与襄助，任中华艺术大学董事、教务长、艺术教育系主任，活跃于上海艺坛。

　　1926年 与关良、陈抱一等组织洋画家联合展览会，提倡现代艺术。

　　1928年 任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甄审及筹备委员会委员。同年秋回广州筹备市立美术博物馆于越秀山，任常务会美术部主任，兼任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西画教授。

　　1932年 再赴上海，任教于新华艺术专科学校。

　　1949年 移居香港，继续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先后任教于香港明德中学、诸圣中学、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

　　自由谈

　　广东画坛向外界究竟贡献什么

　　■梁江

　　(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而事实上，艺术界、学术界关注他的人也太少了，以至于谈论丁衍庸，便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专业人士可能了解一点点，但大众就不甚了了。这对于一个卓有成就的艺术家来说，后人的这种对他的漠视多少透着几分辛酸与不公正。

　　我们应该重新发现丁衍庸，对他的艺术以及在美术史上的地位，应该重新厘定。我以为，近现代美术史的发展脉络在他身上有着充分的体现，或者说，他便是充满激烈对抗与微妙融合的近现代美术史的一个缩影。早年他留学日本，回国后得到蔡元培的赏识与襄助，活跃于上海滩提倡现代艺术，和林风眠、关良等人交往颇深，香港宽松的社会环境给他提供了很大的创作自由度……可以说，走出岭南让他的艺术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而他自己又不只是专于艺术，在文博领域还有一定的钻研，集中了那个时代文化人宽博学养的特征。

　　他常被称作“东方马蒂斯”、“洋八大”，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够全面。当时，学马蒂斯及野兽派的人并不在少数，比如同是广东人、同样留学 日本的赵兽也非常推崇马蒂斯。他对八大山人的学习，也不能说是完全照搬，而是在现代视野下化用八大山人的笔墨程式。丁衍庸非常注重用线，线条焕发着天真与稚拙，且又不失幽默与轻快。他非常注重创造，将中外名家的艺术风采容括到自己的视野里，变成自己的有个性的东西。

　　相比于林风眠，丁衍庸画面中传统的因素多一些。同样都创作了戏剧人物，但他又和关良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不像关良那样不断重复戏剧题材， 而是将自己的感悟放到某一戏剧场景中去。关良对某一戏剧片段可能比常人理解得更深刻一些，人们看到他的画能会心一笑，能给予足够的感佩。但丁衍庸不是这样，他有自己的眼光与理解，创作更主观化与符号化，更在意传达自己的艺术个性。而这种极富创造力的艺术面貌，正是现代美术史中的典范。他的画可以以小见大，可以彰显一个时代的艺术精神。这便是他的艺术魅力所在。

　　回望丁衍庸所处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像他这样的广东人影响了近现代美术史的进程。而现在的广东人，走出去的节奏不再风起云涌，对大格局的影响力度和前辈比也相差太远。墙内开花墙外香，是近现代广东美术史一个基本状况。而现在，只能是孤芳自赏了。

　　现在广东艺术家多有“小富即安”的心态，这可能会让画坛多几分安定与从容，但缺少诞生大家的气候。而艺术家强劲地走出去，会多少改变目前的艺术生态。那么，问题来了，今天的广东人到底要向外界展示什么，又能贡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