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的6月5日是“世界环境保护日”，这个纪念日通常不受重视。日前在第九届AAC艺术中国颁奖仪式上，艺术家徐冰等人宣读了一份倡议书：“在艺术探索的过程中，当代艺术到底是什么，似乎变得更加不清楚。但有一件事越来越清楚，就是环保的理念。留住碧水蓝天的理念。环境危机让人们的生活惴惴不安，而这些环境问题，源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它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确然，环境问题与每个人相关，艺术家不例外，反而更多一份责任。

　　毋庸讳言，今天艺术界的一些所作所为与环保理念相悖，比较突出的一个“中国式”现象，就是画册出版的“多、快、滥、剩”，浪费资源，造成污染。本期“茶座”邀请嘉宾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成因和解决办法。

　　主持：

　　续鸿明(《美术文化周刊》副主编)

　　嘉宾：

　　李珂(文艺批评家)

　　吴建明(《中国画学刊》副主编)

　　崔伟(荣宝斋出版社副总编辑)

　　■现在出版印刷业发达，出本书很平常，一些人甚至自诩“著作等身”。可是当我们走进任何一家图书馆、一个书画家的工作室乃至一个普通书画爱好者的居所，都能见到大量堆积尘封、留之无用、弃之可惜的书画册。甚至，在一些文化单位旁边的废品回收点，能看到堆积如山的尚未拆封的书画册。这类印刷品的命运似乎印出来就是等待再一次化为纸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画册？

　　吴建明：从我的观察来看，出版社对书画作品集的出版没有严格的门槛，什么样的能出，什么样的不能出，没有清晰的判断标准。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任性地出，这显然是有问题的。有些名家出画册是常态性的，每年要办几个展览，要出一本或者几本画册，其实无论从展览到画册，对学术本体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出版画册完全变成了画家个人的广告行为，把出画册当做影响力的象征。

　　“著作等身”这个成语，很多人理解错了，其实“著作”的原义指的是学术著作，并不是一般的画册。现在所谓的“著作等身”，是指自己出过的画册摞在一起超过身高，仅仅是一个体量的问题了。

　　李珂：当前画册过多过滥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群众运动”“全民参与”之类思维模式依然盛行，造成绘画爱好者队伍庞大冗杂。中国人口本来就多，再加上太平盛世，生活安定富裕，各个阶层和年龄段喜欢写写画画的人越来越多。二、绘画者“自恋癖”“表现欲”“发财梦”“成就感”等名利欲望过度无限膨胀。三、制版印刷技术先进发达，出版印刷行业繁荣昌盛。四、艺术类图书的出版门槛过低，乃至没门槛——旧的“政治标准”不复存在，新的“艺术标准”尚未确立，再加上没有“道德标准”，比如任意描绘裸体，展示性器官、“情色”场景，都不必担心“涉黄”“被扫”……任何人只要花钱，就能出画册，而且形式、数量随心所欲。

　　另外，在浩如烟海、堆积如山的画册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怎样画×××”的技法工具类“画谱”，主要原因是“市场大”“好卖”。这种画册的顾客主要是日益壮大的中老年书画爱好者群体。其中虽不乏优秀之作，但大多数是“好为人师者”为了“过把瘾”的粗制滥造，或以赢利赚钱为目的的“鸡肋式准垃圾”。我的老伴就是一个具体例子。她连续上了几届老年大学的绘画班，家里像《怎样画牡丹》《怎样画梅兰竹菊》《怎样画老虎》之类的画册资料一大堆，内容重复雷同，根本看不过来。全国有多少家老年大学？仅此一个群体，估计画册拥有量即可达天文数字。

　　崔伟：随着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展，人们手上都宽裕点了，自我表现的意识和欲望更强了，像过去大家都想有辆车一样，如今大家都想出本书，这种需求不能说不应该。现在出版作品集太多，而且容易，确实也与艺术界缺乏敬畏之心有很大的关系。一般的书画家都觉得自己很牛，看不上别人的东西，自己写的画的最好，愿意花钱不断地出画册。

　　■过去，对文化人来说，著书、出书是非常慎重的事。画册的泛滥，除了出版、印刷的便利，出书的心态是不是也大不一样了？

　　吴建明：我记得，上世纪60年代谢稚柳先生一辈，他们写的书和画册都很薄，只卖3毛钱、5毛钱，但书里面的学术含量很高，印量很大，影响了很多人。现在一些人虽然“著作等身”，但在文化层面和学术层面是没法与过去的老先生相比的。大家出书不再像前辈那样慎重，现在几乎变成了单一数量上的积累。有人两年或一年就要出一本画册，他不管这本画册里面有没有阶段性的成果，有没有学术的深度。

　　因为名家有话语权，在做展览的时候，就会体现在所邀请的领导的地位，还有他的画册的精致程度上。这里的“精致”是指技术层面的，而不是学术层面的，是用艺术本体以外的东西来装饰学术的，我认为这起到了很不好的导向作用，大家就会跟风、攀比——只要手上有钱，谁都可以那样做，失去了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对出版物的敬畏之心。

　　李珂：上世纪60年代之前，必须超一流的古今画家才有资格出版个人作品集。市面上的工具书也只有于非闇的《我怎样画工笔花鸟画》、钱松喦的《砚边点滴》等几本薄薄的小册子。再往上回顾，清末民初时期全国仅有《石竹斋画谱》《芥子园画谱》等极少出版物，但那个时代却造就出众多大师泰斗级画家，现在画册资料汗牛充栋，大师却凤毛麟角，千呼万唤难以出现……以上事实雄辩地证明，画册资料数量的多少，跟书画界的整体水平并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更不成正比。

　　崔伟：从作者的角度讲，出画册是他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比如这个画册代表我40岁的水平，我50岁可能比40岁画得好，但是我40岁就不可以出书了吗？当然，出版社在把关上应该严一些，但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出版社，也要承担服务的功能，不能要求每个作者都写得像启功先生那么好。

　　■据我了解，画册出版有几种情况：一是正规出版社有经费支持的，比如某领导出作品集，水平不论，厚厚的几大本，应该是有出版经费的。一是正规出版社出版，但是买书号或者自费出版。还有是以香港等地的出版社名义出版的，或者没有出版社，只是印成一本集子。

　　崔伟：书画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出版物，一类是印刷品。出版物是有书号的，普通印刷品一般来讲没有书号，不需要审批，不公开发行，自己找印刷厂就可以印。

　　出版物又分为正规的出版物和非法出版物。前者是通过正规出版社出的，后者书号都是假的，是盗用出版社的名义。有不少机构用香港的书号出画册，严格说也不合法，因为用香港书号印的出版物，如果说流到境内，是需要走很多进出口程序的。很多书画家对自身要求不高，觉得印一本集子就行，是不是正规出版物，好像并不在乎。这种出版物中常常错别字一大堆，印刷质量也很低劣。

　　正规出版物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出版社自主开发的本版书，一类是现在很流行的合作出版的书。书画家个人，美协、书协等机构，包括地方政府搞活动，需要出书，就找出版社谈合作，这类合作有“私人定制”的成分。这和买卖书号还不是一回事，买卖书号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以荣宝斋出版社来说，我们对书号的控制是比较严的，不会说光给合作方一个号，编辑、制版、印刷的每个环节也都有控制。出版社的价值不只是体现在一个书号上。有些人找来说我给你几万块钱，你给我弄个书号，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出版社的不尊重。

　　有些出版社因为经济压力比较大，而合作出书能带来可观的收入，久而久之就有了依赖性，甚至主动出击，让编辑打电话四处约稿，对作者的要求自然也就放低了。我感觉这对于出版社来说是非常掉价的事，出那些低水平的书画家的册子，是对出版社人力、书号资源的浪费，不利于出版社的良性发展。

　　李珂：据我所知，出版印刷单位为了保证经济效益，画册的印刷数量都是有下限的。作者虽然无奈，也必须掏够钱、印够数。结果无非是助长浪费、加重污染。现在“非正规出版印刷单位”已经“遍地开花”，基本处于无监管状态，粗制滥造的“垃圾画册”大多来源于这些小作坊。

　　■由于出版市场的无序竞争，选题重复、出版重复势所难免，“搭车”“堵车”“撞车”频频出现，比如各种名目的“大红袍”“名家系列”。这背后大概是利益驱动吧？

　　崔伟：出版社选题跟风、撞车的现象，好多年来就存在。像炒股一样，一看这个股涨大家都去了。我认为，最好的调控手段还是市场调控。出版社以前是计划经济，出什么书都要上报。现在只要不违法，出版社自身有一定的出版权，愿意出什么就出。至于浪费与否，在国家层面只是一种呼吁，还得靠市场自身调控。比如说，这类画册出的多，卖不出去，下次肯定就小心了，吃一堑长一智吧。推出哪些图书选题，事先要多方调研，有时候要知难而退，要出就出有自己特色的。

　　一些“大红袍”“名家系列”，最初推出的时候反响是比较好的，但是随着经典的书画家越出越少，把关的口子越来越松，一些低水平的书画家也趁机进入这个系列，无形中把这个系列的水准拉低了，也损伤了原有的牌子。

　　李珂：古人批评滥印无用书籍是“灾梨祸枣”，现在是“一家印刷厂就污染一条河流”。这些重复印刷大大超过需求的画册，不知要砍伐多少树木，污染多少河流！

　　对“撞车”现象也要具体分析，我的看法是，不可一概反对。“鸡肋式准垃圾”画册当然是越少越好，但古今优秀画家的传世经典佳作的“高仿真”印刷品，多印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比如宋元的花鸟山水、齐白石的草虫、何家英的人物……既有欣赏价值，也有收藏价值，还是多多益善的。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一个人出书、出画册、办展览，似乎有义务给熟人朋友送书、送画册。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说刘勃舒先生家里的画册太多，没有办法解决，“只好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下楼，偷偷地将其扔到垃圾桶内，像做贼一样。”(《陈履生微言》)对中国特色的赠送画册，怎么看？

　　吴建明：有的画家每年要出一本，而且是硬装的大画册，提到手上有二十来斤重，都是免费送人的，但人家未必会认真去读，有的甚至不屑一顾，这种情况就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画家认为他用的是自己的钱，实际上他浪费的是公共资源，很多画家没有这样的认知。

　　崔伟：搞展览、研讨会这些活动，印点画册是常规的动作，一般也都是免费赠阅。我倒是觉得，这些画册拿回家扔不扔，那是个人的事。觉得不好就扔掉，觉得好就留着。当然也可以不要嘛。

　　李珂：免费赠送书籍画册，是最应该诟病、批评和杜绝的“中国特色铺张浪费陋习”之一。被免费送的画册，除去极少一部分确属高质量、高水平，是作者或活动主办方出于礼节或情分必须赠送的，绝大多数是“鸡肋式准垃圾”，最终去向旧书摊算好的，大部分进了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化浆池。

　　我认为，要彻底改变滥印滥送“鸡肋式准垃圾”画册的现象，“治标”——依靠作者和印刷厂自觉少印或不印是不现实的。必须“治本”——从根子上提高绘画者的技艺水平、鉴定水平等基本素质，起码能够做到有自知之明，能分清好坏、辨明香臭，从而具备“敬畏心”和 “羞耻感”。

　　■一些健在的功成名就的书画家，财力雄厚，纷纷推出大部头的豪华作品集。已故大家、名家由各地政府支持，逢其生卒年纪念活动，重复出版了多种精装画册，这些画册动辄数百页，重如城砖，携带、翻阅都不方便。全国大型美展也出版了大量这样的豪华画册。对此怎么看？

　　崔伟：一些大名家非常重视画册的豪华程度，对外在品相、图片印刷的要求很高，甚至把它看成是成功的标志。不能否认，有的豪华画册确实是在摆谱，就像很多人出门时愿意拎个好包，穿一身名牌一样，是从外在给自己找自信，满足一种虚荣心。他们希望自己的作品集体现一定水准，起码在外在品相上达到高大上的层次，跟别人拉开档次。换个角度看，这一点也确实能淘汰掉一些没有实力的书画家，因为出这样的册子首先在经济上会让人望而却步。

　　吴建明：美协、书协还有文化部门每年都会举行许多纪念性的展览活动，出很多的画册。这些出版物的作用是表明主办方做了什么，取得什么效果，往往只是用海量图片、简单文字的形式来总结活动的体量和方向。尽管主办方作了很多努力，花费了很多财力人力。它没告诉读者做这个活动真正意义和学术价值在哪里，也谈不上有多少学术上的导向作用。

　　地方政府对待当地的名家非常重视，一方面要挖掘、整理当地名家艺术成果，另一方面要借名人效应提高当地政府的知名度和政绩。因为他们手头上有话语权，有资源。而有些名家，他们会有意识把这些社会话语权转化成为学术上的话语权。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出资搞的活动，它的重点往往不在于学术本身上，它更看重活动的场面、仪式等表层、外在的东西。包括出画册，它虽动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得到的仅是很表层的东西，画册本身的核心价值没有得到应有尊重。

　　李珂：只要确实是优秀画家的优秀之作，复制印刷品追求“高大上”的品质，应该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也是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必然趋势。但画册只要保证质量精美逼真、装潢典雅大方，也就可以了，过于豪华、奢侈没有必要。因为中国书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和代表，而“简朴”“节俭”“谦虚”“低调”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追求的至高境界。

　　■找正规出版社出作品集，是否有具体的必须具备的条件？对书画家出作品集，出版方一般会提出哪些建议？

　　崔伟：荣宝斋在合作出书这一块，对书画家的创作水平是有较高要求的，在同行出版社里属于门槛较高的。从我个人工作经历来说，我推掉过很多书法家、画家出书的要求，看他们作品后，就委婉地告知对方：“我们这里最近较忙，不能耽误您的事，或者您去别的出版社看看。”

　　出版作品集，一方面可以展示水平、成绩，另一方面也把缺点、不足暴露了。有人因为展览这种大活动的契机，一开始印了两千册，送了一千本出去，剩下的本想慢慢送，后来自己对作品不满意了或者有人挑出了毛病，就不好意思再送人了。这种浪费现象确实存在。因此，我们在印量上会给作者建议。

　　■在艺术热逐渐回归理性的情形下，“泛滥成灾”的画册出版如何回归理性？

　　李珂：所谓“回归理性”，其实也就是绘画者“分清好坏，辨明香臭”。一切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只有分清好坏，辨明香臭，才能有自知之明，敬畏之心。而这一切，都要建立在整个艺术界风气正派的前提下，所以我认为尽快树立起说真话的正常的文艺批评风气，并逐渐明确、制定中国书画的“质量标准”，才是改变画册“泛滥成灾”的治本之策，也是书画界的当务之急。

　　吴建明：可能很难提什么建议或解决办法，只是对这种现状和问题作一些分析。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中国人到国外消费的时候，特别是吃饭的时候，因好面子，我们会点很多菜，吃不完就扔掉。外国的宾馆、饭店就会当面提出来，说你虽有消费的权利，但是没有浪费资源权利。不妨拿国外的消费理念跟出画册来对比一下：出一本很厚、很大的画册，实际上占用了很多的公共资源。一个画家不仅仅是个体的人，更是社会的人，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画家是无权过量占用和浪费公共资源的。

　　■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媒体的转型，书画家展示作品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多样的载体，比如个人网站、微信、微博，可以部分地代替画册的功能。这也是更环保的宣传方式。对此有什么建议？

　　李珂：网站、博客、微信等作为“自媒体”和“个性化展示平台”的普及，对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鸡肋式垃圾”画册泛滥有一定的削弱减轻作用，但是不会太大。而且绘画作品发表过于容易，再缺失必要的批评监督，就更可能滋生蔓延骄傲自满情绪，对于本人艺术水平和作品质量的提高，未必能起到积极作用。打个比方，就像花草果木，如果离开规范的庄园田地，失去了园丁技师，到野外自由疯长……后果可想而知。

　　崔伟：网络这种方式特别好。新兴媒体传播方式特别环保，传播起来也特别快。我自己也经常用微信，但是，电子媒体和纸媒是互补作用，不能说有了网络，报纸、杂志、图书、画册就不需要了。现在纸媒这个行业确实已经在萎缩，它的功能被电子媒体抵消了不少，但肯定不能被完全取代。

　　吴建明：现在是一个全媒体的时代，既有传统的纸媒，也有众多的新媒体。书画家想对自己的成果进行梳理、回顾，可以视情况，选用最经济、最绿色的方式来做。比方说，阶段性的成果，自认为是有价值的，但未必是成熟的，也许若干年后是羞于提及的，则可以通过新媒体展示，如在微博、微信等平台上展示，通过互动的形式回馈信息，有一个理性的梳理和反思的过程，为校正自己的创作方向作参照，免得为不理性的行为浪费人力财力。通过积累，自己感觉相对成熟了，业内也比较认可了，再通过画册以比较全面的、客观的方式呈现出来，会更好。我认为，当下画家的宣传一定要考虑经济性，现在新媒体与纸媒互补性很强，要充分认识到两者的优势，投入与产出的比例要最大化。以一种更环保、更高效、更理性的态度和方法经营自己，既是一种社会责任，更是对艺术本体敬畏之心的一种体现。（闫敏）

来源:中国文化报·美术文化周刊责任编辑: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