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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所谓用笔,包括使用毛笔与字中点划两方面。只有掌握了毛笔的共性与个性,因势利导,笔才能与手配合,发挥功能,写出好字。否则违背笔的性能,勉强使用,虽苦学功深,也难收到较好的效果。
研究笔法,必先推究毛笔写成笔画的原理。每一笔画分下笔、行笔、收笔三部分。下笔时,笔锋尚未铺开,自然露锋写成尖锐形。接着行笔下按,笔锋铺开,笔迹转肥,最后收笔,笔向上提出,笔锋收拢,又成尖锐形。两端轻、中段重,是用笔的原理,也是每一笔画的原始状态与本质。在此基础上,为求一笔之间取得力量平衡,产生了繁复的用笔方法。写成的笔画,现象掩盖了本质,使学者难窥。
先看下笔。横划与捺一类,每一下笔处,可以察出画的上边微有凸出。直与撇属一类,每一下笔处可察出左边微有凸出。这是下笔后立即按下,使行笔成为中锋的缘故。凡知晓笔法的书家,无不如此,但此种细微迹象,在书写迅速时往往隐而不显,若经过刻时或墨迹印刷不清,更不见迹象。下笔分藏锋、中锋两法,藏锋即上述将原始用笔两端尖锐处折入笔画中,成为圆笔。出锋时横画直落笔,直画横落笔,成为方笔。但方圆两法是相通的。
其实后人作书,既不知用笔的原理是中端重两端轻,更不知用笔之法为下笔后因使笔成为中锋或取逆势。下笔与收笔各有三个动作,而行笔只是一个动作,不能转为中锋或取逆势,偏锋轻轻滑过,以致扁薄,更突出了与两端力量的不平衡。关于收笔,董其昌见苏轼书《赤壁赋》真迹,观察最仔细,说:“庶几所谓欲透纸背者,乃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每一波画尽处,隐隐有聚磨痕,如黍米珠。”在生活中,可见制春卷皮的人,手握调稠的湿面粉,在烧热的平板铁锅上,按下提起,不论直下侧下,收起时锅上面粉必然聚在中心收起,以此比喻收笔之意,最为形象。收笔之法,要使笔毫复原,即恢复毛笔未蘸墨落纸时的原状,笔端每根毛都挺直无扭曲绞拢。不善收笔者在作书过程中,笔端含墨尚丰,感觉笔不顺手,不时在砚上蘸墨顺毫,原因是笔端之毫有绞拢,出墨受阻。如此顺毫,如步行中鞋常脱脚,不断蹲下提鞋,焉能便于长途。钩笔均附于上一笔之末,是上一笔收笔的变化。在上一笔末,稍提移至下一点的中心处提出。笔锋着纸轻,在钩的背面,时露凹进的缺口。
中锋与侧锋。用笔之法,中锋是基础,但笔笔中锋,只宜作篆书。自汉隶以后的各种字体,包括正书、行书及草书,均须兼用侧锋。在苏轼《赤壁赋》墨迹中,可以看出每笔千方百计使用中锋的用笔之法,故董其昌叹为“坡公之《兰亭》”。中锋与侧锋,是用笔中之一对矛盾,若无矛盾,其书不能生动多变,侧锋逆行,使笔毫打乱。中锋顺行,整理笔毫,在不断打乱整理过程中,产生千变万化。但整理笔毫,不专靠顺行笔划,如侧逢逆行的笔,要在收笔时使笔锋运到笔划的中心离纸,则笔锋毫端能自然挺直恢复下笔前的原状,侧锋逆行,违背笔性,能在收笔时归于中锋,或在续写第二笔落笔时整理笔毫,可以挽危局,出奇制胜。顾前人说“侧锋取媚,钟王不传之秘。”
笔在运行中产生笔势。用力较重,后笔距离则远,形成宽松。用力较轻,后一笔距离则近,形成紧密。所有字形,是在符合整个字的中心之下,有长短不同的笔画,与笔画间不同的距离配合而成。在笔势往来中,又产生了离心力和向心力两种作用,使字形宽而不散,密而不挤。运笔快慢,应有一定的控制。下笔须峻落,前人比喻“如高山坠石”。转折处不宜过速。收笔离纸应速,特别是悬针竖直及捺笔之末端,若写宣纸(笺纸除外),缓则笔离纸后,锋端往往发生胀墨。
两派笔势。“取纵势者,直类用顺笔,横类逆笔。逆笔可重按,故横划较肥。取横势者,横类顺笔,直类逆笔,顺笔用提锋故划较痩。”凡大书法家,均兼擅纵横两势。采用纵横两势,大概与执笔有关。包世臣所谓“使(笔)管向左迤后稍偃”与康有为所谓“筋自左纽”都是取纵势的意思。取纵势的则执笔相反,笔向右前微偃。但向左向右微偃,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作书时灵活兼用。
用笔的方法解决了,最后要讲究墨法。董其昌说:“世人且不知笔法,况墨法乎?”“墨法之妙,在能摄墨。”而能将笔端所含墨汁蓄得住,写时要用多少,随运笔之轻重快慢而注出多少,使之出现浓淡枯湿、湿而不胀、枯中有润、不设色而墨呈五彩。点划与牵丝重轻分明,如春蚕吐丝,蚕是蚕,丝是丝,两者合成一体,则不愁古人在前,不能逾越。(陈新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