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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的作品需要一笔一笔地画,三十年能坚持下来的原因是什么?与观念艺术家相比,这样的创作方法是不是不讨巧?
丁乙: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擅长的地方,也有能力限制。对我来说,也许这样是最好的方式。创作过程就可以产生灵感,灵感来自工作,这张画还差20%完成的时候,下一幅画的想法就来了。这个展览可以让人们了解艺术家创作的过程,单幅图像的言语范围非常有限。我不想成为一闪而过的明星。
在脑子里面大概有大的结构想法,比如说怎么让一块方形的画布转起来,然后再开始解决。但任何大作品没有草图,前期做过一些实验。大概知道六成,四成到一半留有余地。
每幅画最少花费两周时间创作,最长用了三个月。近几年基本都是一年十二张,今年已经十张了。
记者:十字的符号是不是会厌倦,有没有怀疑过?
丁乙:实验的东西始终都在做。做艺术这么多年,所有考虑都很慎重,不会大起大落,当然也一直在挖掘新的可能性。在做这十件作品的实验时,有很多走得更远,但并不能与其他系列相融合。于是新的部分就暂时停下来,也许以后会继续发展。
记者:你的黑白系列很冷静,与荧光色尤为不同。
丁乙:走道里的黑白作品实际上是荧光色之后开始的。从视觉效果来说,荧光色的最早立意就是表述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开始都是正面的,都欢迎,后来开始有反思,发现城市表面的亮丽跟市民生活并没有关系,好像是给外来者看的、营造表面的名片。作品里面于是既有唱赞歌的部分,也有批评的部分。那时候我常常面对空白画面,想到要表现一个字“乱”,但方法不乱,把结构弄乱,远看是乱的,但近看每一个格子都工工整整—这就是现实世界。每个人都在应有的位置上,但社会表象是动态的、不断运行的。
书法不是抽象艺术
记者:你选择抽象的初衷,是认为在马列维奇之后还应该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你这里与工艺美术、平面设计连接了起来。现在怎样看待?
丁乙:抽象在艺术史里是非常伟大的,人类完全摆脱了对应世界的图形,从精神世界来表述艺术思想。这样的伟大仅仅通过前面三五十年艺术流派,是不能阐述清楚的。前面形象的历史几千年,抽象历史这么短,所以有很大余地。
抽象与形式主义有关,特别是理性抽象,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没有真正的理性,少有分析性,都是感性的。这个时代已经是西方的,建筑、衣服、使用的东西,所以国画里面的长衫线条样式今天就没法再画,除非有巨大的变革,否则就会慢慢地失去力量。没有真正的语言可以表现今天的社会。
新水墨从30年代到现在,包括关良很多人都在试图中西结合,但到现在并没有变成一个西方图像的代表。如果从潮流趋势的角度来说没有成功的案例。80年代我读国画就想要中西结合,林风眠、关良给我很大的影响。
记者:马库斯·吕佩尔茨曾经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现在很多人已经丧失了观看能力。你是不是也很在乎绘画的观看性?
丁乙:非常在乎。我觉得绘画一定要有观看性,一定要看不完,你才会想收藏,才会想不断地看。而如果每天都可以从中看出新的东西,那这就是绘画的魅力,也是对艺术家最大的考验。
当然今天摄影会兴起,这是因为网络社会。摄影适应网络传播,绘画虽然很古老,但有交流。有时候花花世界你觉得不需要这种交流,但也许一段旅程过后会感到孤独,就想要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屏幕里面的东西总好像在另一个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