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濂谈“全形拓”道古

陈振濂

吴昌硕《鼎盛图》

　　中国古代金石碑帖史上，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这就是有一个短暂的横跨近两百年的“全形拓”时代。

　　关于“全形拓”，最早的文献记载，据说是嘉庆时的马起凤，但关于他的生平经历，除了知道他是浙江嘉兴人，字傅岩之外，其他都语焉不详。其次则是被阮元誉为“金石僧”的达受六舟和尚，与稍晚的金石学大师陈介祺。到了民国时期，马衡先生和故宫博物院这个平台，是它的历史上的第三个聚焦点。

　　西泠印社早期社长马衡先生在故宫博物院博物馆成立之初，即以中国金石学奠基人的威望与学识，提出设立“传拓所”，并从北京大学请来精于“全形拓”的老前辈薛锡均主持传拓技术。薛锡钧年轻时曾为清代金石学泰斗陈介祺拓过不少秘器，在传统的石刻墨拓的平面性技法之外，提出了青铜器传拓的全形、立体、器形完整的新的传拓理念。陈介祺收藏的主要就是青铜彝器，故而这“全形拓”，最初就是为陈介祺的青铜器藏品所专用的。“全形拓”是在硃拓墨本针对石碑的平面拓盛行于世的同时，开创了另一种美术式立体传拓的创新方式。薛锡钧年轻时有机会投身于此，真是三生之幸!马衡有此眼光，亦见出他作为金石学大家的卓绝把握。至1947年，马衡院长又从北京庆云堂古董铺礼聘马子云先生到故宫古器物征集组教学研习传拓技术。尤其是全形拓绝技。

　　达受六舟和尚号为“金石僧”，他和金石大师陈介祺，则是开山祖师级别的标志性人物。达受为嘉兴海宁人，嘉庆、道光时代痴迷金石。其自编年谱《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自述曰：“壮岁行脚所至，穷山邃谷之间遇有摩崖，必躬自拓之，或于鉴赏之家得见钟鼎彝器，亦必拓其形”。

　　而背靠强大学术背景的大收藏家、金石学大师陈介祺，则被吴大澂誉为“三代彝器之富、鉴别之精，无过长者。拓本之工，亦从古所未有”。过去从学术史上，我们多关注其收藏与鉴定方面的丰功伟绩。却忽视了“拓本之工”的开创之劳。事实上，陈介祺收藏青铜彝器极富，故他对“全形拓”的发明、研究不但有他自己丰富的青铜器收藏的优势，还使得“全形拓”的推广与发展有了一个极好的物质开端。換言之：如果说六舟达受因为自己不是金石学家与收藏家，因此从事“全形拓”还带有游戏性质的话;那么稍后的陈介祺，则是依托宏富的青铜器收藏，对传拓和“全形拓”予以了专业水准的推广与细密分类观照。

　　陈介祺的特点是以个人收藏为范围，但没有现代学术的支撑。马衡与马子云为新一代。其特点，是已经有了一个有形的金石学学科背景，“全形拓”不再是一种古董收藏的雅玩手段，而是有了(一)学问体系(二)博物馆公共平台新发明的这两大新要素的刺激。已经成为一个学术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事“全形拓”等传拓技术的人，从民间工匠转变为一个身怀绝技的名家。金石学学术之链中不可或缺的一链。这是一个根据时事变迁作出相应反应的典范：如马子云先生，从古董铺玩家到故宫博物院金石传拓专家，这样的转换，如果没有金石学学科的兴起与发达的背景，岂可得乎?

　　清末西方印刷术进入，摄影术也为复制技术提供了更强大的物质支撑，古物的“全形拓”日渐萧条。但从道光以降的“全形拓”却意外地得到了一个珍贵的经济发展机遇：以“全形拓”上作艳色写意花卉，成了当时时尚一景。尤其是十里洋场的上海，风靡一时，由于它既为金石学之正宗、又是文人画之显技，墨拓与点染并举，古董与写意交融，遂成金石拓片尤其是“全形拓”的最后一道夕阳。当时精通“全形拓”的拓工在上海非常吃香，求艺者极多，门庭若市，身价倍增。但在五十年代书画全面退出艺术市场，此后间断几十年，遂销声匿迹多时矣!

　　在博物馆里，有不少出自名家之手的全形拓标志性藏品：如达受拓《剔灯图》，达受拓《周伯山豆浆》，马子云拓《虢季子白盘》、马子云拓霍去病墓前石人、人抱熊石刻全形拓以及吴昌硕《鼎盛图》,分藏于故宮、国家博物馆。至于陈公祺的《毛公鼎》全形拓世上并不罕见，陈氏自己散出者至少有十数本之多。

　　西泠印社近年倡导“重振金石学”，过去在民国初《汉三老讳字忌日碑》赎回时，对出资者曾议定以拓片为报，共拓出上百本。经名人题跋者亦有十数本。而且西泠百年亦有马衡、陈伯衡二位金石学大师。最近十年间，西泠印社对传拓尤其是“全形拓”进行了积极推广，年轻一代的“全形拓”专家正在崛起，期盼能全面恢复这一优秀传统，重新开创一个传拓的新时代。（陈振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