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铨：中国画的留白就是伦勃朗的黑

　　从外面看自己

　　出生于1948年的梁铨，祖籍广东中山，在上海长大。小时候在少年宫想学国画，老师却因为他的毛笔字不够好而拒收。从浙江美术学院附中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浙江文化站里工作。“那时候以西画为主，因为要画宣传画。而且也有崇洋思想，都对西方的东西充满向往。”他说起一段趣闻，“当时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是潘天寿，我们去他家的时候都挤在一起翻看苏联艺术家杂志，结果大师就在旁边画画，却根本不认识。”

　　直到1981年，梁铨作为“文革”后首批留美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赴旧金山艺术学院学习版画。这短短两年的留学时光，对少年梁铨的艺术观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到旧金山之后，很多时间都花在研讨课上，我英文不好，但听得懂别人说。有个黑人学生白天开出租车，每天关心美国社会组织，把人的内脏画成社会肌理，画得很怪。有个日本人画面里总出现弧形，说是放在马身上用的辕。那时候觉得，画画就是要与众不同。于是，我也想找自己的路线，但找不到。”他说。

　　“直到有一天去大都会博物馆，突然进入展厅里搭建的苏州园林，感觉和西方(语境)完全不一样，立即就对历史有了另一种眼光：我们的老祖宗早就做得不一样了，我还在(苦苦)找什么?”

　　1984年，梁铨回国，在浙江美术学院版画系执教。从那时起席卷全国的“八五新潮”开始涌动，而在他身上产生的影响便是“重彩时期”。从1985至2000年，梁铨的创作经历了一个“五彩斑斓的经营位置”阶段，可以概括为“重彩时期”，这一时期的作品充满偶然性的异质对象拼贴，譬如，以具有文化象征能指的印刷拓片，实际混合反映现象世界的多重文化符指，投射或隐喻他对家庭、社会、国家、历史、传统的种种不言明的感受与议论。

　　潮流之外

　　在梁铨的履历之中，最显眼的一个事实是，直到2010年前后，才有国内外的艺术机构开始频繁做他的个展，同时各种大型中国抽象艺术展、水墨展将其作为代表艺术家之一。在此之前，他几乎完全被主流所忽视。

　　“对于全国美展、版画展、油画展、国画展来说，我的混合技法全都不搭。”他说。1995年，梁铨辞去教师身份，搬家到深圳画院担任专职画师。他认为，从教育体系里脱离出来，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不同的艺术作品。

　　“作为老师自视甚高，看作品经常带着批评的眼光看画，手长了、鼻子短了、背后颜色太硬、红色太红，如果有缺点就会把整幅画否定掉。但其实好绘画是不按学院标准的，比如梵高的画形都不准，颜色关系也不对，有的地方颜料厚得恶心，而安格尔很多画里的人物连腰都没有。”他说。

　　他在美国学习到一种版画技法叫做“铜板薄拼贴”，而回国之后，铜板稀缺，属于国家战略物资。于是，他换而找了宣纸来替代，因为铅板很粗糙，而宣纸本身又薄又韧，符合梁铨的创作需求。

　　九十年代主流红火的艺术风格是政治波普，但他完全不为所动。部分原因是他在美国已经学习到现代艺术发展的脉络与潮流，清楚当时西方对中国艺术的猎奇动机;另外一部分则是他坚信这不是自己喜欢的路线。

　　“我知道这对于外国人来说很容易被认可，容易被写进资料，但不是我喜欢的。看一件艺术作品的好坏，首先要看艺术家是不是在说假话。如果他在说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那就不是好作品。”他说。

　　当然也有困扰的时候。梁铨在九十年代中期特地去香港，请画廊来代理卖画，却因画面颜色淡雅、没有明显诸如天安门等符号而被婉拒，理由是“格调太高”。“当时我很伤心，好不容易去了香港，也想卖掉画给老婆孩子买点东西。于是，开始思索到底怎样才能又画自己喜欢的东西，又可以赚钱。”直到有一天顿悟，“我早上从床上跳起来：不是因为格调太高，而是做得还不够高!”

　　然后就有了后来的茶色拼贴，也就有了今天的梁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