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元明：当代艺术价值观的重新梳理

置身当下多元的文化环境，面对当下的现实，艺术作品必然反映当下的时代特征。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当代文化一直以来存在突出的失根色彩，致使约定俗称的“当代艺术”被严重歪曲化。每个时代其实都存在浮躁的一面，艺术归根结底是个人之事，关键是看每个人的定力和耐力。无论如何，每个时代总是会有几个人留下足迹，就是坚持到最后的那几个。

讨论“当代艺术”的文章不计其数，但很多止步于表象分析，将不良结果的罪责归结为事件本身乃至某个人，往往舍本逐末。林林总总的不良现象，直接原因在于评价标准的失范。评价标准是动态的，是多元的，没有必要定于一尊，但前提上，具有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必须是具备核心价值观前提下的多元化，否则，就是为所欲为。当代艺术正面临这样的现实境况。所谓的艺术价值观问题，只有在艺术作为一种象征形式被放入整个社会领域之时，才会显露出来。换句话说，价值观问题只有在对同一社会内部的不同艺术形式之间或者不同社会的艺术形式之间进行比较和分析时，才会凸显出来。如果不能上升到思想观念和原则规范的层面，只就某种单一的艺术形式，必然局限于本身的价值层面。价值观总是在具体社会背景和语境的运用中形成。

问题的解决要回到问题本身。针对当代艺术价值观的梳理，先要对“当代艺术”进行必要的界定。“当代”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也是一个临时性概念，所谓的“当代艺术”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当代”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某一时段的习惯性概括，通常身处这一时期中人的自称。就目前形势而言，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的方面来说，作为一个时间概念，指称当下时代的艺术及当代形态的艺术;从广义的方面来说，包含存在于当下社会的一切艺术形态，分为“当代的”和“活在当代的”。但是，“当代艺术”不是一种类化形态。因为时间是连续性的，不能凭空隔断，而且当代很快成为过去，此即其时间属性。再者，就“艺术”本身而言，包罗万象，书法、绘画、油画、雕塑、设计等，无所不包，既有共同的特征，而且目前所出现的症结是相似的，因为毕竟处于同一个社会形态之下，但彼此之间的本质又差异巨大。以书画为例，有别于其他艺术门类。概而言之，一是不依赖于技术，完全是手工作业，仍然要归结为人心和人性的范畴。当技术飞速发展，改变了人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势必对书画家主体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甚至扭曲人的心态。现实时代恰恰是一个技术化主导的世界，对书画的负面作用显而易见。相比之下，电影产生于技术，也依赖于技术的进步。二是有别于工艺化，需要看到，目前的书画中已经有设计理念的介入，摄影对绘画的影响极为明显。目前的书法创作中，拼接、粘贴泛滥，书写性缺失，更遑论笔墨精神——这恰恰是书画评价的核心标准。三是书画具有漫长的历史，传统始终是一个无法切割的整体。“当代”很快成为过去，时过境迁，新旧交替，经过积淀而成为新的传统。

但是“当代书法”确实与过去有很大不同。我坚决不同意所谓“现代书法”的提法。作为一种专指类属未尝不可，若是臆想为书法发展的未来方向无疑行不通，甚至可以说极其荒唐。就目前的“现代书法”而言，只是当下的一个极小的类别，而且与传统文化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打着书法旗号，借助笔墨宣纸而成的“混合物”。“当代书法”所指是书法在当下的具体形态。一方面，对传统尤为依赖，另一方面，书家主体发生了变化，时代环境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人只能活在现实的、具体的时空中，故而一代有一代之风尚，书法就有了当代呈现。但从本质上来说，虽然书家主体发生了变化，但人性是亘古不变的，所以核心的审美价值观不会改变，才会有继承传统和扬弃创新。

所谓的“当代”，究竟该如何简单划定?我倾向于三十年。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为一代，一个世纪就是三个三十年。三十而立，可以有一些针对性的反思。中国大陆的社会形态，在几个三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从1919到1949年，从1949到1979年，从1979到2009年，新旧世纪之交，变化之迅疾，令人眼花缭乱。任何一个时代的发展变化，从来都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对艺术的发展来说，都是双刃剑。当代不例外。如今的社会环境，无疑为艺术家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学习条件。印刷技术发展，可以看到更多精美的资料。有了很多可资利用的平台，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举办展览。展示的空间更加多元化，全方位的展示条件更加便捷化、立体化、一体化。得益于市场开放，艺术家有了改善自身生活的契机。安居才能乐业，可以更好地从事艺术创作和研究。

但快乐和痛苦从来都是孪生兄弟。在取法资源不可胜数的同时，必然出现应接不暇、浅尝辄止的状况。因为无法深入，技法不过关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得益于技术，也依赖于技术，甚至受控于技术。生活过于安逸，只是有助于成功，只是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技术如何进步，提供的只是外在的有利条件，改变不了人的内心。世易时移，人吃的喝的，仍是米面水油，离不开生老病死。艺术是非常内化的，是从人心里长出来的，而且艺术取法学习所必需的勤奋和努力，以及艺术本身的淘汰规律，从来都不会改变。

时代的发展正在以加速度前行。因为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国人的圆形时间观正在为西方的线性时间观所取代，强调不断地求新求变，甚至不惜怪异。商业文化炒作的怪胎也频频出现，泥沙俱下，泡沫四溢。因为功力和学养积累不够，最终不伦不类、不三不四。出于对“艺术自由”的曲解和滥用，一些走极端的“艺术家”无视艺术的社会责任和公民的道德操守，把“艺术”作为特立独行、胡作非为的名义，“作品”必然沦为龌龊的精神垃圾。热衷琐屑细节的“自然主义”的流行，刻意标新立异、张扬自我的“标签化”，不顾及艺术功能和内涵，热衷表面形式的所谓风格，正在以“多元化”名义表现出“去中心”、“去文化”的趋势，无疑是当代艺术创作领域所存在的问题。艺术的无边界、无底线，致使艺术圈鱼龙混杂，所谓的艺术家泛滥成灾。“艺术家”本身也成为恶搞、嘲讽的对象。事实上，这是所谓的艺术对艺术本身的解构。就书法而言，书写的神圣性缺失，敬畏感消失，代之而来的是“怎么玩都行”。实质上，这一问题仍然要回到“艺术”范畴本身来探讨。书画尤其是书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艺术门类。书法尤为特殊，因为是书写文字，文字是国家文化的基石，是立身之本，甚至就是我们自己。所以，书法应该归结为文化。既然是文化，就必须保持敬畏，直接简单地界定为“艺术”，只要不违背法律，就可以为所欲为。

艺术存在的问题其实是艺术家本身的问题。“艺术圈”成为名利场，在眼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各类“艺术明星”利用各自的有利身份，进行各种资源交换，已是“越位”，而非“跨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列强”。艺术行政化倾向，官员大量介入，外行领导内行，甚至涉及到腐败问题。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因为缺少法制的监管，必然出现权力寻租。艺术成为谋利的工具似乎当之无愧，关注的角度已非艺术本身。利益成为艺术家的主要甚至唯一的目标，“卖钱才是硬道理”成为普遍的宗旨。可以毫不隐晦地说，“艺术唯物论”倾向在目前已十分严重，导致获奖至上、实用至上、物质至上。

商业化社会中，艺术家主体从精英人物变成了普罗大众，另一方面，艺术却越来越变成“小圈子”，与现实世界脱节。应该说，从艺术家主体的多元化到受众的多元化，从审美的多元化到评价标准的多元化，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关键是核心价值观的丧失，导致一定程度上的混乱，根本原因在于缺少文化自信。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外在的，盲崇西方文化，最直接能看到的就是多个城市雕塑的失范，北京的建筑则更是如此，书法方面，“线条”这一名词的流行，预示了本土价值观的丢弃。一是内在的，对自身了解远远不够。传统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目前所谓的回归，面对的则是传统文化碎片化的现状，无所适从，不时有披着传统外衣的借尸还魂的滑稽举止。自己的精华被抛弃，别人的长处又学不来，结果只能非驴非马。寻根究底，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批评的乏力，批评有时可以抵制政治压力，却难以避免商业化的侵蚀。各种艺术圈，红包评论已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使得社会资本的交换变得愈加疯狂。只要手中掌握了一定的资源，都可以加以最大程度地利用，进行身份置换，以艺术大师的派头粉墨登场，进而达到盈利最大化的目的。基于此，必须重塑批评的权威。当然，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只有单个人的努力是无法实现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需要另行探讨。一句话，因为批评的缺席，使得艺术变成了华丽的包装，人人都可以用来打扮的“新装”，不约而同地混迹于所谓的艺术圈。艺术圈由此变成了艺术交际圈，艺术家变得有名无实，心态浮躁，多见名家而无名作。二是“展览-培训-协会-市场”产业链的形成，展览之前需要接受培训，展览的目的就是为了入会，有了协会的头衔和身份，就有了进入市场的合法说明，形成了利益至上的“一条龙”体系。艺术家变成批量生产的商品。相互之间的模仿甚至抄袭在所难免，似乎“成功可以复制”。个人面目雷同，众多人面目雷同，乏善可陈，缺乏创造力。但是，“入展——入会——入市”在时下却又代表了艺术家努力乃至成功的方向，获利者多半是资源垄断者。此等情境之下，反潮流者便应运而生，做不了明星就做另类，注定时下成为一个“千面英雄”的时代，以此来吸引眼球，同样也可以“成功”。所以当代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二律背反的现象，繁荣中难免喧嚣，多元中难免混乱。

因为所处时代的关系，目前的评价习惯上越来越倾向于“数字化”，以为“大数目=伟大”。普遍的量化趋势表现在润格的疯涨上，从不管市场预期与回应。拍卖中的天价游戏，只是一种自我炒作的方式。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自信，毕竟价格不同于价值。真正的艺术不以金钱为衡量标准，而是能够打动人心，成为精神文化的载体。每当一个时代，艺术家越是不自信，就越需要用金钱来证明自己。这预示了精神危机的必然出现。艺术理想和进取精神的丧失，直接结果就是对现实名利的疯狂撷取。

精神危机的出现，导致核心价值观的缺失，是艺术评价标准混乱的本质原因。激浊扬清的第一步，是对艺术价值有关的基本维度加以梳理。其中关涉三个因素，即艺术、艺术家和社会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人的因素第一”，强调了艺术家的独立性，主要是人格的独立。人当然不能脱离具体的现实时代而存在，但现代人区别于古人，就是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具有独立人格。每个个体都是有思想的。艺术的导向是精神性的，非物质性，至少是非纯粹的物质性，这一本质特征始终不会变。名利非根本目标，而是附属物。艺术的追求，始终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有个人的价值和意义，也有助于艺术本身的成功，反对速成和培训。忽略甚至忽视艺术追求的过程，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模式化泛滥，商业制作和炒作主导了艺术生态，实际上注重的只是艺术利润，而非艺术本身。艺术家所享受的正是这样一个艺术积累和创作的过程。艺术最终的价值判断，并非那些头衔、职务和获奖，而是注重精神性。这是艺术追求永恒的价值所在。

毋庸讳言，眼下的艺术圈充满了江湖气，群魔乱舞，很多所谓的艺术家，令人不敢恭维。冷眼向洋看世界，面对艺术界甚嚣尘上、急功近利的现象，亟须树立一个刚直中正的价值观，倡导正大气象。当然，置身当下多元的文化环境，面对当下的现实，艺术作品必然反映当下的时代特征。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当代文化一直以来存在突出的失根色彩，致使约定俗称的“当代艺术”被严重歪曲化。但不管如何，真正有良知的艺术家还是存在的，而且公道自在人心。当下会有一些拔尖高手，善于利用现实的有利条件来成就自我。一旦整个发展大势回归正途，必然会从本土文化土壤中寻找自身的价值。而且说到底，每个时代其实都存在浮躁的一面，艺术归根结底是个人之事，关键是看每个人的定力和耐力。一切现实问题，包括生计在内，都需要个人去化解和把持。无论如何，每个时代总是会有几个人留下足迹，就是坚持到最后的那几个。每当想起这个时代，总会令人忆起狄更斯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薛元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