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敦煌石室所出土的《杂阿毗昙心论·卷十》卷尾处，钤盖有一枚尺寸为5.4厘米见方的篆书印文“永兴郡印”。这枚敦煌遗书印文，与秦汉官印相比，其尺寸不仅明显增大，而且其以小篆入印之举，一改秦汉以来以摹印篆(缪篆)和白文印作为官印的惯例。事实上，南北朝时期的印章，正是以官印的形制从小变大，印文从阴文到阳文的过渡时期。该印在章法安排上，布局疏朗，不假雕饰，线条舒缓流畅，圆润婉转，实开隋唐官印系统之先河。隋朝的“观阳县印”和“广纳府印”，唐朝的“东安县印”“魏州之印”和“齐王国司印”等印章，与“永兴郡印”相比，颇具一脉相承的特点。

　　隋唐时期的敦煌印章

　　如果说南北朝时期的印章是因时局不稳，各地政权忙于混战，由于王朝短命而致使官方对印章的制作疏于管理，最终促使其呈现出芜杂面貌的话，那么隋唐及其以后的印章，则于严谨中平添一息率意、雍容与饱满的风貌。

　　这一时期的印章制度，摒弃了秦汉时期以印纽和绶色来区分等级的惯例，而是以印形和印面大小用以区别官署的级别层次。隋唐伊始，官职印多被鱼符所代替，从而使当时的印章出现了官名印与官署印并行的情况。而秦汉魏晋时期的官印，大多数是以官名印为主，极少出现官署印。

　　在敦煌遗书所呈现的官印中，隋唐时期的官印还有一个显著特点，表现在其较之秦汉与魏晋时期，有逐步增大的趋向，一般以5.3厘米到5.8厘米见方，也间或出现长方印面。从目前出土的敦煌印文来看，大多是唐代至宋初的印文。这些印文，集中体现了隋唐时期印章的典型特征，作为唐朝中央官署的凭信，其印面规格虽有微妙的区别，但其印风基本趋同。前者相对工稳，而后者结构相对松弛。

　　除了官印，在敦煌文书中，还可以看到唐初至宋初在文书中签押手续的现象。百姓写文立契，依赖于民间俗例，尤其是宗族势力和乡绅教化的自行约束与维持，对它的实际监督管理主要在民而不在官。敦煌民间的这种画押习俗，其方式繁多，形式多样，粗略统计起来，其画押方式多达十余种。这些画押的显著特点是，其形式不拘一格，具有因人而异的特点。

　　如果说敦煌文书中民间层面的画押方式，体现的是平民百姓为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尝试性应用的话，那么归义军时代官方所使用的图画押，则与成熟时期的画押印有着更为接近的特点。图画押又称为画押或图像印。敦煌时期的画押印与春秋时代的古玺印和秦汉时期的图像印不同，它的外形更具有模拟物态的随机性，即表现出随物变化的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四川博物院所藏的《SCM.D.104238大唐涅槃经》敦煌残卷上，经首钤有朱文“如是”葫芦印和“国原”方形印，顶上钤有白文动物花印。这种葫芦印与白文动物印的出现，与秦汉时期民众喜闻乐见的肖形印有着近似的情况。在敦煌遗书中，这类印章的出现，不仅见证了敦煌与中原文化的交流状况，也丰富了敦煌遗书印文的品类。

　　十六国时期，敦煌先后归属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五个政权。十六国初期，中原动荡，战乱迭生，唯有前凉占据的河西地区相对太平。作为中原战乱时世家大族的避难地，四方难民的到来，在为进一步开发敦煌补充劳动力的同时，又将中原地区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带到了敦煌。

　　隋唐时期，尤其在唐代，印章已不仅限于官府的权威与个人的使用。由于士族群体的参与，印章在应用于书画鉴赏领域的同时，也拓展了自身的应用范围。为了适应新的需要，印章在文字内容上扩大了，除常用的姓名印、表字印、吉语印外，还有道号印、斋馆别号印、收藏鉴赏印等。在敦煌文献中，除了大量的官印之外，还有部分唐代中晚期的收藏印，有“报恩寺藏经印”“三界寺藏经印”“瓜沙州大经印”“净土寺藏经印”“莲藏经印”以及“莲台寺藏经印”“永安寺藏经印”等。

　　另外，在敦煌遗书中，还出现了图书印、私印、军旅印等。

　　隋唐时期印章的主要特点

　　纵观唐代各个时期不同类型的印章，其发展水平，相比周、秦、汉和两晋，有衰退现象，但并不是毫无成就，毫无可取之处。譬如在印章内容的扩大上，印面变大的文字处理上，印章与书画的结合应用上，都为后来印章的发展做出了启迪和铺垫。隋唐时期的印章，在继承了秦汉大统的同时，于印章制度和风格创新方面具有了全新面貌。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纸张的普遍应用，促使简牍全面退出日常生活。其时的官印颁发与秦汉之时不同，制作后的官印不再由官吏本人佩带，而是转发给以官吏为代表的官署，完成了由职官印向官署印的转变；其次，由于印章的使用媒介转为纸帛，在促使印泥出现的同时，为凸显印文的醒目效果，官印由秦汉的阴文转化为阳文；再次，秦汉时期的官印主要分铸、凿两种，故其时的缪篆显现出方正严谨的特点，而隋代及其以后的官印，以铜片和铜丝为材质，将其盘曲成印文后再焊接于印面上，从而产生了蟠条印。隋以后的唐代，为将宽大的印面填满，在将文字笔画重叠折绕的同时，也启蒙了宋金以后的元代最终将这种制印工艺衍变为九叠文；最后，秦汉时代，官印从不署款。而从隋代开始，官署印有了刻款的先例，实开印背凿款之先河。

　　从敦煌遗书所呈现的印文来看，其整体风貌与印学史上这一时期的整体印风大致相同，但又有自己显见的地域特色。其共同点体现在印章的形制、尺寸与隋唐时期的印章基本趋同。其特殊性在于，敦煌地区的部分印章，具有夸张性与装饰性的特点。如“敦煌县印”的“县”字，“金山白衣王印”的“衣”字，其极具婉转曲折的线条，凸显出自由率意的张扬性。而敦煌地区的寺院藏经印，也极具地域特色，与隋唐时代的其他地区出土同类型印章相比，其以魏楷入印的特点，呈现出稚拙、率真与雄浑的整体风貌，这与印学史上同时期以隶书化楷书和圆转化的楷书入印的印章，有着迥然不同的审美立意。

　　五代与宋朝印章概述

　　五代十国直到宋朝中期，社会混乱程度加深，各国职官形成一种参差不齐、变幻不定的现象。故其官印不一定由礼部统一颁授，也常有各藩镇自行铸刻的现象。宋代的官印，相比唐代，边栏较之印文粗重一倍，印面增大，印纽渐高，多呈板状，并设有穿孔，印背均有年号凿款。其印文笔画相比唐印更加曲折婉转，字距较近，疏密相当。而宋代的私印，与唐代私印一脉相承。在敦煌遗书中，反映这一时期的印章有“瓜州团练使印”“归义军节度使新铸印”“沙州观察处置使之印”等。作为民间层面的寺院收藏印，如五代两宋时期的“显德寺藏经”和“乾明寺藏经”，二者均为长方形，印文为朱文、楷书入印，与唐代的藏经印差别较小，所不同的是，其印边边栏稍宽。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印章“李丑儿宅经记”钤盖于11世纪的卷轴文书中。从这枚印文来看，其形制已明显体现出宋印阔边的特点，而其印文以魏楷入印，这与我们以往见到的以隶书化的楷书入印不同。其书体结构，与印学史中同时期的印章字形特点也有较为显见的区别，圆转而稚拙，在貌似散漫的章法安排中，体现的实则是颇具匠心独运的灵动与天机。

　　从五代与宋初的这些楷书印来看，其时的印章在继承唐印衣钵的同时，又具有了新的面貌。楷书作为宋代通行的书体，为了实际功用，不能不顾及到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识字与欣赏水平。因此，在低层官印和民间的私印中，楷书印的普遍出现，是顺乎潮流的结果，同时这也是宋代印章中很有时代特点的表征。

来源:中国文物网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