迩来数日，“圈内”的朋友都在谈论故宫的“石渠宝笈特展”。确实，这个展览是故宫建院90年系列纪念活动中尤为重要的一个，数件平素想见其一而难遇的国之珍宝一时间齐聚一阁，俟君赏观，称其为今年美术界、收藏界、拍卖界乃至整个文化界的一场盛事，亦不为过。因了这个展览，很多业内人士开始重新关注《石渠宝笈》和古代卷轴画的诸多问题，在展览活动的海量宣传中，部分雅好文化的“圈外”公众也开始知晓了“石渠宝笈”这四个字。网络和微信上貌似专业化地简释了“石渠”为何物以及《石渠宝笈》在古代书画史上的价值，而我思索起一个问题——它与我们的生活之间存在何种关联？

　　我有幸作为嘉德邀请嘉宾于正式开展前两日先睹为快了，于是能远避开展后人山人海的喧嚣而晒在西华门里暖暖秋阳下静静想些事。之前看过几期武英殿常规的书画藏品展，每期也都有美术史上记载的重要作品露面，但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看，似乎尚存在某些细节的不足。如部分展览内在主题向度或云学术指示性不甚明朗，只是依循时间（朝代）顺序将书画藏品次第排出，在遴选和展示过程中多少带有一些随意性，展览背后的研究支撑力量欠丰，展品彼此之间的深层呼应略显乏力。此次“特展”，在我看来，是摒却这类细节瑕疵和阙如的一次成功尝试，在故宫旧藏的展览历史上应给定其意义。一是这283件展品皆来自《石渠宝笈》初续三编的文字著录，是对“是编所登”之“艺苑之精华”（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的集中直观呈现，这批书画珍宝的陈列本身就已构成一个独立自足的学术体系；二是展示典藏书画同时将展览的意图拓延到对此煌煌著录的编纂与成书过程以及著录作品辨伪考订等深度知识的普及，兼顾专业人群与社会公众的立意鲜明。

　　还是从学术话题回到我们的生活。《石渠宝笈》初续三编是历代内府书画收藏著录的集大成者，无论是“石渠”所遥承的西汉萧何在未央殿北建造石渠阁以庋藏秦代图书典籍的记忆，还是“宝笈”裹挟而来的清中乾嘉时期文运昌炽的气息，都让研究者与公众对之滋生一种与“宫廷”相通贯的历史想象。自古而来，“宫廷”与“民间”本来就是史脉周流中的两极，即如1914年古物陈列所的成立及其后故宫博物院的开放一样，这些帝制时代私属一家一姓的古代遗物和艺术珍品已经随着近代社会的来临，而转化为社会文化资源并与公众发生了现实而普泛的联系。近代以来公众视野里的宫廷什物，已经远别了皇权面具下的深仰恪尊，但也绝不应该是今日清宫泡沫剧式的无聊戏谑。

　　晋宋以降的卷轴书画，即是这遗存中的重要门类。这类古书画经历代宫廷和文人艺术家创造，代代延赓，文脉得绪。它们与其栖身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文化风貌、风俗观念和文人趣味等元素如榫卯交结一体，以图像的主题内容、技法语言、形式风格以及物质性形制等共同记录着时代的更迭与文化的变迁。尺幅之内既有宏大的事件、亦有精微的抒情，有故事，也有情怀。走近他们，无论你在“圈内”还是“圈外”，都会捕获到这些，因为人类心灵的共振真能逾越古今。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生活离这些古书画不远，缘于当代人极度缺少“心灵”投影的生活亟待古物和艺术的慰藉与涵濡。

　　我们应该珍视这些遗珍，这是老生常谈了，但也绝非唱高调。经过数不清的朝代更替、自然灾祸和人事纷繁，留存至今还能让我们有幸近距离观看的书画珍品已所剩无多。张葱玉先生写于1953年的一篇文章中回顾过卷轴书画的流散往事，但在那个时期，只能将激愤又惋惜的情绪暗寓于一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模式下去表达：“当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回顾上述的史实时，就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故宫绘画馆所陈列的历代名画，都是经过多少兵燹浩劫而幸免于毁灭的祖国最宝贵的艺术遗产……”这说明只有人民掌握了政权，才可能把历代名画从深宫大院中解放出来，成为人民的财产。

　　今天的“人民”是否与这些书画遗珍发生了真实的联系，是否收获了这一份深切的“幸运”，我想，待考。这次特展中有一幅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美术史上多认之为存世的第一张独立意义上的山水画。我在这张画前驻足良久，除了隔窗端详那些在任何印刷物上都无法尽显的图像细部和体验其高古气韵外，更多是沉耽在脑际起伏的连绵旧事里。此图是当年张伯驹先生以一己之力多方追寻、后典卖房产于古董商马霁川手中购回并最终捐献国家的，“然不如此，则此鲁殿仅存之国珍，已不在国内矣。”（张伯驹《隋展子虔游春图》）知晓了这些，再看张氏那枚钤于图前的低调的鉴藏小印，除闪动着贵族和文人的玩味雅兴，还凝聚着这些崇戴民族文化胜过自我生死荣枯之前辈的血泪苦心。由此而言，我们的生活离这些古书画亦不远，它和整个民族以至每个人的生活化生出精神的辉映，只是你能否察知而已，恰如空气、阳光之于我们。

　　这段时间，我曾询问过几个“圈外”的朋友是否要去故宫看展，说法不一。有的说不会去看，因为这只是美术圈“小众”的事；有的说一定去看，而且要带孩子去看。很多在国外生活过的友人都在感慨那里的民众与博物馆、美术馆的常态化亲近，看艺术展览和古物陈列已然成为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我们这里，公众的观念还存在差距，更存在城市、区域间的严重不平衡。这又延伸到当代文化自尊的培植与艺术教育的普及问题，留待今后讨论吧。

　　“石渠宝笈”——一个象征符号，它与我们的生活，说到底是一个民族文化遗存与现实的联系问题。更多的“圈外”的社会公众如何看待这些文化遗存，如何取之用之，是熟悉并亲近还是陌生且疏离，将成为衡较一个民族文化信心和知识品级的重要尺度。文化，是活着的，就如《石渠宝笈》中记载的众多在宫廷、文人和民间聚散、流转的书画，因其动态，也便有了生命。幽邃的历史和当下的我们也是这样，让历史文化像人伦日用、饮食起居一般靠泊我们的生活，我想，“石渠宝笈”就不再只是一个符号，它“兼收众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语）的现实价值或在这里。明乎此，吹着武英殿内低温的空调，又在《清明上河图》前焦躁排队的漫长等待也就值了。（张鹏）

来源:美术报责任编辑: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