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到“一心”，总会想到一个人，那个几乎半生只做了一件事的怀仁和尚，集王羲之的书法，为了一本佛经。这个故事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初年。故事很老了，故事的主人公后人知道的也不多，只知道他住在长安的弘福寺，擅长王羲之书法，相传是王羲之的后人。不过，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的他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和尚，对王羲之书法的研究不是高人一筹，当年那个由当朝皇帝、皇太子写序、印度取经归来的高僧玄奘法师翻译经文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立碑上石，这么重要的佛事也不会落在他身上。

　　《大唐三藏圣教序》虽然是佛家著作，但学习书法的人没有不熟悉它的，它还有一个名字《怀仁集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洋洋两千多字，全凭流传的王羲之书法集字而成。

　　这样一个佛教盛事，如何不找当朝的大书法家来写，非要集王羲之的字，这听起来多少有些不靠谱。不要说仙逝了二百多年的王羲之，书法作品还能找到多少，单说这两千多个字，找、拼起来哪有那么容易，何况那个年代没有现在的数字影印缩放技术。再说，零散的字凑成一篇，还要浑然一体，毕竟书法作品是要讲求章法的。

　　原来当朝的万岁爷唐太宗酷爱王羲之的书法，不仅自己学习，还要求臣子们也学习。这么一个佛家盛事，如果选用王羲之的书法立碑，皇上高兴，子民也开心，皆大欢喜的事，何乐而不为。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怀仁和尚，而怀仁真的就不负重望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开创了唐代集“王”书的风气，也开了书法史集字的先河。

　　这是一个怎样的任务？可以说，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只不过它是一个人的工程。《圣教序》不仅字数多，而且字多有重复，有的甚至重复多遍。要避免雷同，又要照顾章法，工作之浩繁，是常人根本就无法想象的。现在影印技术的发达，购物的便捷，让学习书法的人分分钟就可以拿到一本印制精良的《怀仁集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而怀仁为此却耗费了整整25年的光阴。

　　25个春秋，怀仁一心搜集整理“王”书集字《圣教序》，在油灯、刀剪、糨糊的年代，全靠一双手，还有不一般的毅力。试想，如果没有足够的自信，怎么能够揽下这么艰巨的任务，如果不是“一心”，又怎么能够顺利完成。

　　据说人们看了怀仁集字《圣教序》全文以后，没有不为之震撼的，简直就是巧夺天工，浑然天成。可能连怀仁自己也没有想到，他集“王”书的《圣教序》堪称一部王羲之行书字典，因为它基本囊括了王羲之行书的字迹，为后人学习和研究王羲之书法提供了方便，时至今日，研习行书之人，大多选择它来做范本。

　　一个人一生能做好一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要把一件事做到最好，就更不容易，就像怀仁和尚。常常感叹昔时那些民间寂寂无闻的手艺人，能把手艺练就得炉火纯青，是怎样的“一心”笃定，才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一件事情，终其一生把它做到最好。

　　然而，今日之人却越来越难“一心”，虽然许多人每天都在微信、微博里传递种种的“心灵鸡汤”，却依旧的忙三忙四，心猿意马。活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多到爆炸，欲望过剩，选择过多，手下的活计自然难经得起岁月的淘洗和打磨。

　　常常地想，今天的人还能享用前人留下来的那么多灿烂的文明，还有那么多文化的、艺术的、建筑的老物件，可供我们欣赏学习，而我们的后人呢，他们还有没有这样的福气？当我们老去，留在身后的是些什么？在我们手中还能不能出现那种经得起岁月，经得住细心打量、慢慢品味的东西。“一心”，一生做好一件事的人就像濒临绝迹的物种，留在记忆里的似乎也都是前尘往事。但是，还是有那么一些人，静静地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认真地在做事。

　　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说到台湾的一对父子，每天快乐地经营着一个红豆饼摊，认真做饼，笑脸迎客。做父亲的没有想过儿子应该到饼摊外的世界走走看看，做儿子的也没有想过离开这个盈米的饼摊，就这样日日快乐地做饼卖饼。其实，每天饼摊前长长的队伍，翘首望着饼锅唯恐买不到的顾客就是他们存在的价值。

　　台湾导演侯孝贤用7年的时间，慢火温炖电影《刺客聂隐娘》，一出深闺便引四方侧目，口碑爆棚，戛纳斩奖。

　　写诗的晏园先生早已是名冠南北的书法家了，公务之外却天天闭门三四个小时临帖，魏晋唐宋元的经典碑帖临了个遍，而且往往上百通。令人惊讶的是风格迥异的楷书、魏碑他都临得惟妙惟肖，居然还难为自己大字写成小字，小字写成大字。每日用毛笔写日记、抄书，只要写字，他手中执的一定是毛笔，在当今书法界执念如此的，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第二个人，就是旧时的书法家这样遍学诸家的也不多。

　　这个夏天来临的时候，终于给自己做了一个决定：一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当放下许多，忽然发现身边还是有“一心”的“同志”，再看这个世界似乎也不那么匆忙，也不那么拥挤。（王文英）

来源:中国文化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