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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学者、画家肖元以掉包等犯罪手段,巧取该院图书馆藏品牟利,东窗事发后,引起舆论大哗。
对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肖元的新闻一直关注,肖元的监守自盗固然不鲜见,但,一位人文学者、作家、画家,何以突破道德底线,以身试法,最终步入人生的不归路?其中的缘由,总会令人心悸,让人不安,并会有所思考。
作为国家层面的反腐依然紧锣密鼓,先后落马的大老虎、小老虎,让我们感受到权力腐败的严重性。这些“老虎”,无不是掌握重权,无不是窃据显要岗位,无不是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聚焦他们的犯罪过程,无不是监守自盗,与肖元一样,在权力中沉醉,在沉醉中贪赃,在贪赃中灭亡。以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为例,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卖官鬻爵,丝毫不顾及执政党的威严和领导干部的形象。与徐才厚相比,肖元的地位与权力不能望其项背,但,两个人的犯罪性质有共同之处,首先,最大限度地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私有化,其次,盘活权力,达到攫取财富的目的。
不妨看看肖元监守自盗的智能化过程。作为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当然清楚馆藏的家底,他发现,图书馆所藏的著名画家的作品具有极高的市场价值,其中的任何一幅作品都可以让人脱贫致富。因此,肖元以馆长和画家的双重身份,开始了安全的冒险。他把馆藏的真画借出来,亲自临摹,以假乱真。当一幅幅馆藏的真迹借出后,收回的则是一幅幅临摹之作。仅仅两年的时间,“勤奋“的肖元以这种手段,让馆藏的作品换了身份。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的藏画看似没有减少,肖元的账户却有了数以亿计的收入,应该说,肖元的“胆识”空前绝后,刷新了资本市场“小蛇吞大象”的奇迹。
当愤怒变成思考,对肖元,对发生在广州美术学院奇特的犯罪事实,我有了寻根揭底的欲望。为什么是肖元?为什么敢于虢夺如此之多的国有财产?作为知识分子的肖元,又为什么丧失读书人的道德底线,干起了这般丑恶的勾当。第一,权力的嚣张,肖元是馆长,是图书馆最高领导者,因此,在“领导即正确”的思维模式里,肖元的借画、造假,直至把攫取的画作公然拍卖,这个有一点绝妙的犯罪过程,无人监督,也无人察觉。也就是说,肖元的得逞,源自于他掌握的权力,这一点,与当前被查处的贪官污吏的犯罪根源如出一辙。第二,管理水平的低下是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肖元陈述自己的犯罪经过,提到自己看到一部分馆藏作品早已经被掉包,便心生邪念,公然把143幅作品带离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成为自己发家致富的畅销商品。我敢说,肖元所发现的“掉包故事”一定是事实,也许因为数量少没有引起注意,但归根结底是管理水平的低下,官僚主义的肆虐的结果。发生在21世纪的“肖元式”犯罪,让我们内心疼痛。当法制与制度、当民主与监督开始介入国家管理与社会管理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的社会与大学,竟然屡屡上演本该在莎士比亚剧本中出现的犯罪行径,我真是哭笑不得。
维护国家利益,首先依靠法律。同时,提高管理能力,以铁的手腕,强化监督机制,让不法分子无可乘之机。亡羊补牢,是反思,也是醒悟。为此我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建立一支监察审计队伍,对重要的各级博物馆、图书馆的馆藏文物和书画作品进行排查、清点。尤其对那些“狸猫换太子”的文物和书画作品立案侦查,查出真凶,追讨真迹,把腐败犯罪分子送上法庭,减少国家财产的损失。
“肖元式”犯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令人心痛,也令人警觉。我希望“肖元式”犯罪能成为长鸣的警钟,固化管理部门的审计与问责机制,强化社会的舆论监督,提高我们对国有文物与艺术品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张瑞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