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有一封黄养辉致杨建侯的信札，写于1986年7月。

　　建侯吾兄：

　　昨日收到上海寄来：美国程及兄寄来“画集”两册，一册是转给您的，印刷、装订、内容皆极精美，值得一观。对国内国画问题混乱、纷争不休，亦值得借鉴与参考。程及兄居美多年，勤劳精进，卓有成就，超出泛泛者之外。所谓以作品说明问题，何待空谈。实则陈兄所走道路，以国画为骨干而吸收西方技法之多者也。画艺百花齐放，各行其是。若有些年轻人，但恨传统束缚人者，是为学用力之不深也，怪不得古人。我功力肤浅，涉猎又杂，不足以悟大道，非吾兄功深力厚之可比，不知高见以为如何？

　　国画上制作与理论混乱，由一部分中青年想速速成名、冒尖造成，本未可厚非，也情有可原，但对现实艺术前途，浪费后学精神、时间，使年轻脚跟未定者无所适从，贻害亦不浅。兄久执教艺坛，负有重望，如有兴趣，望能大笔著论，一言以正视听，则艺坛幸甚。

　　30年将过去，黄养辉、杨建侯这两位中央大学美术系的同学以及他们的同乡老友程及都已作古。回顾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江苏美术界刚刚经过一场人事变动，老一辈画家都退出了前台，40年代以后出生的画家担起大纲。李小山在1985年《江苏画刊》第7期发表的《当代中国画之我见》抛出“中国画已经到了穷途末日的时候。”恰好为这批“年轻人”寻找自己的绘画路径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无独有偶，最近我看到一封陆俨少1987年12月写给宋玉麟的信，对当时美术界的时弊斥责如出一辙，也录一段：

　　玉麟贤侄鉴，久别为念：

　　昨接到您的画册，并要我提些意见，兹率直写一些供参考。

　　在画面上可以看出您在蓄意求新求变，创立面貌，这是好的。但是这个新、变、创立面貌，必须吃透传统，多读书、写字，线条过关，而后水到渠成，那么这个变，才是有本有源，决无睡在床上，苦思冥想，起来一个早上变得出来的。我看你现在有些苦闷，这个苦闷，是好现象，如果不苦闷，也就完了。

　　目前还是老老实实学些传统，线条要过关。线条好了，那是无往不利的。线包括点，二者都重要。一图之中，线条要有变化，点子要有聚散，用笔要有顿挫，起伏徐疾，每一笔都能看，笔与笔之间分明融洽，互有感情。然要到此地步，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我学画60年，自知尚未到家，实情如此，不是客气。现在青年，不肯下死功夫，好抄近路，想一夜之间成名成家，所以新派画画蔚然成风。

　　凭心而论，当年宋玉麟那本画册里的画放在今天并不难看，因为85新潮以后大家都在这样画。我也看过一些后来改弦更张的画家当年类似急于体现自己面貌的画作，他们现在面对自己那个时段的绘画多已不认同，甚至以为“汗颜”。而众多活跃在当今画坛的画家却一直坚持画这样的画，因为至今中国画领域主流话语仍强调创新，改弦更张的人却显得孤立，这些人多数是因为艺术品市场的倒逼，才得以在主流价值体系确立一定的地位，但私下不屑的指责仍然纷呈。

　　一直以来中国画领域的传统与创新已经演变成两种互不相容的概念，游戏笔墨的以传统自居，临摹古人的说自己是传统，一切不同于古人的都是创新，特别是粗制滥造的常常以创新蔑视画得精致的太传统。我认为，不管画家带着怎样的理念去创作，作品只有优劣，没有传统与创新的区别。粗制滥造的画不出精致，而能画出精致的玩一下笔墨却是雕虫小技，偶尔粗制滥造一回他们自己已经不愿意。

　　从黄养辉、陆俨少二老的信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画前途的担忧，对后学的拳拳之心。他们为什么都强调传统？因为传统是中国画的基本参照物，包含着规范、法度、绘画能力等等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抛弃了，就是抛弃了技术性要求；绕过去了，就是绕过了欣赏标杆，每个人给自己定一套标准。两位老人的信都是要求年轻人有扎实的基本功，而“想速速成名、冒尖”的“新派画画”扛着反传统的大旗，为自己任意发挥开路。陆俨少所说的新派画画，特别是山水画，我一直认为是纸上的墨痕，是宣纸的漫漶效果帮助画家完成了造型。“85新潮”后的许多画家，在创新的雾障下，始终没有摸到中国画的门径，几十年如一日，重复着自己当年一星半点的新意。当时的年轻人本该步入了60岁左右绘画的丰硕收成期，而有些人当年的出发点已经是艺术的终止点。黄养辉担忧的“贻害亦不浅”是否在多数画家身上显现？大家有目共睹。今天更多的年轻人开始走上绘画道路，我们重温老人的逆耳忠言，希望少一些后来者重蹈覆辙，同时表达对老一辈艺术家真诚从艺的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