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来，艺术界中的“中国元素”兜销，颇有气氛，其缘由，或因策略。比如，卖场里或学术场里都挂上热门的“当代”名号，水墨叫“当代水墨”，书法叫“当代书法”，就是说几十年下来各种曾叫开的“现代水墨”、“现代书法”、“实验水墨”、“实验书法”等看着也有过时、卖相不佳的危险。不错，从之前的一些“当代艺术名将”也可以收编进来的事实看，这样的策略确实双赢：一可张扬声势壮大“国货”行业队伍，二更多队员可以跨界兼职名利兼收。

　　举例玩味一下。比如前段时间，有个某“2015国际现代书法艺术节”颇引人注目，据称那是一场“视觉盛宴”。这个节怎么“国际”，媒体报道中看不到具体交代，因为估计会邀来东亚有汉字渊源的日、韩书法家？还是因为有碧眼金睛的“黑白”人种书法家？就如若黄种人不热衷捧场当代艺术，此种艺术就难称 “国际化”一样，难道因为主办城市是旅游城市不缺洋观众就叫“国际书法节”？

　　“国际”之宣称，正是我很疑惑的一个关键词。这个书法节代表性活动据称是某书法家的个展开幕。尽管我没研究书法，但有称其为“国际级书法大师”，我却没什么知晓，这起码证明：要不书法怎么现代、当代，目前来看暂时“国际化”难；要不整的人可能还不得法，暂时对“本地”人都缺推广说服力。细看书家简历，很在乎地把这辈子中小有关涉的美国、美国某某大学（乃至哈佛这样的名校）写进去，至而不落俗套地列出“选入伦敦《世界名人录》、芝加哥《北美华裔艺术家名人录》”之类，“国际级”大概由此之因？

　　其实，不说“落俗”的，就算正规点的，比如书家是“书法博导”，以我在学院里任职的观察，这倒是“国际罕有”的，就像油画这样的技法类专业，洋人不行，我们却能整成“博士学位”。最近有人质疑美术学院里的教授、博导、科研制度，甚是热闹，抹油画的、刻版画的、画国画的、写书法的……通通都能“博导”去，此现象之“中国学问”真该深究一下。

　　在号称将笔墨汉字艺术提升到“国际性”高度之外，另一个我感兴趣的关键词是“表演性”。怎么个“表演性”呢？以该书家为例，其有几个强项：一是 “大字表演”，多年来，他为观众提供了7.5米×12.5米狂草、4.95米×37.5米狂草、7.3米×17米狂草《心经》，有的每字达2尺，但凡如此表演的“历史性时刻”，无不围者如潮见证着“空白的纸面透露着不可侵犯的神圣”；二是在“人体照片”上写书法；三是将书法写成不可读的效果——所谓“乱书”。第一项就差申请吉尼斯纪录了，但此类表演、表演者民间也并不缺；第二项比起别的在活女人体上书写的艺术家，倒是表演不足；第三项去除字体的实用性，其实传统草书观众就读不懂了，屏幕阅读时代求观众也难被领情的。

　　“表演性”到“国际性”之间，是有套路的，若略回顾，总让人想起与艺术界“越是民族性越是国际性”命题或口号的微妙关联。想想，如果策略上仍然只坚持“民族性”，就永远停留在毛笔是毛笔、宣纸是宣纸、《老子》是《老子》，则尔非洋鬼子焉知艺术之国际性？为了扭转命题“A乃A”为“A非A”，得学会不能再失自信搞封闭、对立。怎么办？答：增加“表演性”——当众挥毫本来就是书法、国画的强项，但当然要充分借鉴风行于世界的行为、抽象、人体、装置、多媒体、影像、观念、服装、舞蹈（这些几乎是几届国际现代书法艺术节全部包罗的形式）等等艺术品类之元素，甚至一个书法展都要找能讲美国英语的杨澜主持；而那些“通识”于当代人类的民族符号也是常用的宣传标识，难怪在观众“是不是书法”的疑问前，主办方仍称“书法节”。

　　我注意到，这一书法艺术节研讨会的学术主持之一是北大某教授，他的发言也认为要帮“中国的”“寻找一个属于世界的艺术语言”，因为别人也“把目光投向了我们”，他认为“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本身的文字功能在其中发挥的并不是最主要的作用，即便不懂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也能从书法当中体会到中国文化的脉络与发展”，所以，在主持之外，他也送来自己的“大笔画表演”作品——“把书法的一笔放大100倍”的《07909-2》。

　　不知道该教授是否受到早已消失的“第三国际”的启发，但对比其他“抽象艺术古已有之”、“中国式抽象”的主张或理论欲望，他发挥自身的资历专长，知道从西方艺术史逻辑里导引理论，确实更有“国际视野”。他将康定斯基、蒙德里安、毕加索、波洛克等为代表的“第一抽象”、“第二抽象”判决为“一时的激情”、“注重形式”、“形态”等之后，宣称体现以董其昌等人所倡导的“文气”和“气韵”、“笔法”等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的“第三抽象”才是强调“对人性整体性的寄托和表达”、“将人的精神可以灌输进去多少”、“给观者留下多大的自由去体会和觉悟”。

　　这让我颇不以为然，觉得这也如上面那种“空白的纸面透露着不可侵犯的神圣”的万能指，是“神理论”——轻易指认自己“有精神”别人“无精神”。更让我失望的是，如此一番理论之后，该教授却认为：借“第三抽象”以期摆脱近二十年来世界当代艺术过多注重意义，特别是新闻化、泛政治化，从而将艺术过度介入权力，致使“政治正确性”深刻地干涉人的更为本质的自由，也即“第三抽象”有“艺术将权力消解在抽象中”的神功！

　　这就有点奇了，一般认为，比较于西方艺术的世界化，传统中国艺术正是因为太务虚、非入世、不解决具体问题，花巧“表演性”大于现实针对性，故缺征服世界的活力。现在又用逃避的方式“消解权力”，这反而有助于“国际性”？

　　“表演性”本来就是文艺创作研究理论之一，即所谓“言说即行为、行动”。无论手里兜销什么货，有“国际性”欲望可以理解，但仅流于口号、口头、口气成不了气候，须多想想何以提供货真价实的内涵，何以针对具体问题地将行为、行动目标落到实处。（作者苏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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