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换句话说，“事实”是一个客观实在的问题，是科学来解决的；“价值”问题是主观判断的问题，那么，如何能够证明人的主观的判断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呢？客观和主观如何才能达成一致，“事实”与“价值”如何才能获得统一的呢？或许我们会说，可以通过实践呀，实践可以作为检验的标准。问题是，“实践”又通过什么来检验呢？“实践”本身也是相对的，受条件限制的，在时间上呈现出一个无止境过程。

　　带着休谟的问题，考察历史学，考察艺术史，可以发现，“事实”和“价值”的问题一直贯穿在人类对历史的认识中。

　　无论中外，人们最早的历史写作都表达出了这样一种信念，任何一种历史文本，都是对于过去事件的真实记载。

　　在西方，历史这个词的词根最早出现在荷马史诗中，它原本有“能够分辨和判定事实真相的”的意思。（于沛主编：《20世纪的西方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页）西方最早的历史学家之一，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著名的修昔底德曾经说：“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眼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眼看见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得。”（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7-18页）

　　事实上，西方早期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故事，虽然大多数以传说的方式流传后世，但大体上是真实的，考古学家们通过后来的田野发掘，证实了那些遗址的存在。

　　无论中外，历史写作中的这种求真求实的传统，一直被继承下来，“秉笔直书”历来都是史家们的精神信条。

　　这种对历史真实的追求，以及历史学有能力揭示历史真相的自信心在西方19世纪达到了一个高峰。通常认为，“历史学”作为一门职业化的独立学科，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才正式在西方出现。它的背景是，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和文明的发展，人们希望用实证主义将历史学统一在科学之中，让它变成一门“实证”的科学。而历史学如果要成为一门科学，首先就应该确立事实，不应该有虚构和臆测。

　　从科学的，实证主义的观点看，历史研究首先是确立事实，其次还要发现规律，也就是先进行“事实判断”然后进行“价值判断”。然而，就当时的风尚而言，历史学中“史”与“论”的关系并不平衡的，“史实”、“材料”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论”则相对被忽略，譬如哲学，当时是被历史学拒之门外的。

　　十九世纪之所以被人们认为是“历史学家的世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时期诞生了被认为是西方传统史学典范的兰克学派以及以兰克为代表，被冠以“历史主义”称号的史学。兰克学派因“科学方法”和“客观主义”而著称于世，影响深远。

　　兰克的历史主义史学有几个基本特征：首先，必须穷本溯源，研究原始资料，特别是当事人的原始陈述等档案资料；第二，强调对史料的严密的考证。这方面，兰克学派有一整套专门的方法，这些方法，到今天仍然是历史学专业的基本功。例如，强调“外证”和“内证”，即除了外部材料的考证，还强调叙述者本人的心理、心态、动机、思想的考证。第三，严守客观、中立的研究态度，强调超然事外，不偏不倚。如兰克名言：“历史是怎样发生的就怎样叙述”。因为兰克坚信，对可靠资料的批评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就可以再现全部的历史真相。

　　对中国学界来言，二十世纪前半期的现代史学的治学思想，就深受兰克学派和中国乾嘉学派的双重影响。艺术史上也是如此，我的老师如史岩、阮璞当年就是以对文献的考据校勘，对史料采集鉴别的精益求精，对价值判断的谨慎严肃而著称的。改革开放以后，这些踏实严谨，一丝不苟的老前辈，言传身教，希望我们能把这种治学态度继续传承下去。

　　实际上我们没有做到。应该说，特别在当代艺术史的研究中，尽管理论上，大家仍然还是将求实、求真、论从史来，言之有据等等视作学术规范，但在实际工作中，史实粗疏、引证混乱，疏于考据，凌空叙事的现象不断发生。“八五”的研究自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当事人大量介入，又缺乏学术规范的情况下，抢夺话语权的多，抢夺原创权、首发权、解释权的多；然而，一旦真正落实到具体史实的时候，则乱象丛生，各说各话。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一方面可以说，问题是由于过去那种优秀的史学传统没有得以继承下来；另一方面则可以说，或许过去的那种史学传统在今天遭遇到了问题，遇到了新的挑战。于是，旧的史学传统失效了，新的史学规范没有建立，我们现在就处在这样的夹缝中。

　　站在德国兰克学派的立场看，只要材料有了，而且是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又经过了仔细的考证，那么，历史的真相也就基本清楚了，因为“材料自己就会出来说话”。而关于“八五”研究的情况表明，对于同一个问题，不同的当事人会有不同的叙述，我们如何辨别谁的陈述是真实的，谁的不真实呢？

　　也有人说，这种情况说明，当代人是不能修本代历史的，因为他们本人就置身其中，不容易做到冷静、客观的观察，容易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判断。实际这是就“价值判断”而言的，而就“史实考据”而言，如果当事人还在世的时候，一些基本事实都考辨不清了，难道几十年以后，几百年以后，“事实”会更清楚一些吗？

　　可见，当代人能否修史，关键还不是时间距离的问题，而是观念和方法问题。　

　　对于“八五美术史实考据”而言，它所涉及的内容，无非两大类，一类是当时的原始资料，包括文献、书信、笔记、记录稿、照片、录音、录影等等；一类则是“八五”之后，三十年来，人们陆陆续续对它的回忆，包括文章、口述等等。

　　那么，对于三十年前发生过的这场美术运动，当我们将相关资料收集完备之后，是不是就能保证找到历史的真相呢？是不是就可以据此还原真实的历史现场呢？我们仍然感到纠结和困惑。于是，我们是不是有必要从现有的思维框架中跳出来，重新观察我们研究路径，重新审视在“史料”问题上的观念和方法呢？

　　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或许能给我们相关启示。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和60年代以后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史学与传统历史主义史学相比，已经有了革命性的改变，它们在“过去”和“当下”、“科学”和“人文”的问题上，都与过去截然不同；最重要的，还是在“事实”和“价值”的问题上，颠覆了传统历史主义史学那种能够客观地、科学地揭示历史真相的信念。

　　后现代主义史学从诠释学出发，认为历史是文本，对于历史，重要的是诠释和理解，如伽达默尔所说，“意义总是同时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这样，把研究主体的价值判断，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后现代主义史学在二十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将叙事理论和话语理论引入到历史哲学的思考中，例如巴特、德里达、福柯等人，通过质疑语言来质疑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历史实在论。他们描述了人类如何陷入在语言的牢笼中，以及语言如何成为通向真实的障碍的情形。

　　巴特认为历史是叙事，否定事实的和想象的叙事之间有特定的区别。（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他认为历史学混淆了客体历史和书写历史之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误将书写历史当成客体历史。巴特等于从本体论上否定了历史“事实”可能通达历史真实的可能性，因为事实仅仅存在于语言层面，而非现实层面。这样，历史事实根本就不存在，历史研究不必将追求真实作为历史学的任务，而只需专注历史话语的本身，而历史话语是一种想象的阐述，其功能不是“再现”而是“构建”。

　　德里达从解构的角度看，认为对言语和文本的无条件信任必然导致一种“膨胀”，一种以作者为中心的书本文明。德里达用“解构阅读”证实，“由于符合和它表示的事没有什么根本关联，所以对文本可以有多种，甚至无限度多的解释”。（参见[美]阿普尔比、[美]亨特、[美]雅各布著：《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96页）这样，解构阅读由作者中心变成读者中心，阅读也不再是把握作者的原意，而是对读者对文本的批评性理解。

　　福柯则用考古学的话语分析方式唤醒被沉睡的知识，他说：“说出的东西永远不是全部；同那些也许在自然语言中已被表述的东西相比，同那些语言成分的无限的结合相比，陈述（尽管其数量众多）总是欠缺的。从人们在某个既定时代中所掌握的语法和词汇宝库看，总的来讲，只有比较少的东西已说出”。（[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1998年，第131页）

　　怀特是后结构主义历史叙事理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历史学应该放弃认识论上的主客观统一问题，其理由在于，历史事件发生于特定的时间与环境，但它们被记忆和理解需要通过叙事，叙事是不依赖叙事主体存在的历史事件转变为历史事实。而实际上，由于叙事者的主体意识存在差异，所以历史认识也必然呈现某种主观性和相对性。为此，历史学需要在学科定位上改弦更张，放弃重建论，接受某种建构论。“我们不应该再幼稚地期待关于过去某一特定时代或复杂事件的陈述与某些事先存在的‘原始事实’‘相对应’。”（《历史的负担》见[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5页）因此，在他看来，历史如同艺术，没有真实、客观或正确与否的历史认识，只有史学家对历史的想象。

　　……

　　以上择要引用的观点，正好从不同侧面回应了我们在探寻“八五美术”历史真相中所遇到了一些问题。即使我们不能完全接受这些看法，但是，西方新史学所提供的这些新观念、新方法至少让我们对“八五美术”历史真相的考察提供了不同的反思的维度。它至少可以让我们反思，过去我们一直坚信和恪守的历史主义史学原则在面对“事实”问题的时候，已经不再自恰，不再自信，不再完美。所以，我们需要调整目标。

▲《文艺报》，1989年2月25日头版（该资料由高岭提供）

　　如果以前我们希望对“八五”的研究能够像科学研究一样，通过原始资料的收集，通过尽可能全面的采集回忆，复原“八五”历史真实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任务，应该是通过史料的收集考据，通过当事人的叙述，依据今天的立场和需要，去构建一幅新的关于“八五”历史的认知图景；而且，这种构建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工作，而是一个不断言说的过程，我们需要的或许并不是一个所谓“真实”的定论，而是在“事实”和“价值”的双向互动中，让“八五”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联系中，不断被叙述，不断被回忆，不断被解读，使它成为一个不断释放出意义的开放的文本。

　　那么“八五美术史实考据”所倡导的对“事实”的探究而言还有没有意义呢？

　　应该说，仍然是有意义的。我们不是说“八五”的“史实”已经不重要了，而是，我们今天对“八五美术史实”的探究应该建立在新的观念和方法论的基础上。

　　2015湖北美术馆论坛呼吁与会者更多的提供一些原始的照片、回忆记录、海报、媒体报道、日记等等，怎样看待这一部分史料呢？

　　一方面，要看到它们的局限，这些史料当然也不能等同“信史”。因为当时的原始记述者也会受到环境、知识、视野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也有他们的局限性。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史家可以掌握过去所有的事实，同样也不可能有完全再现过去的真实全记录。所谓“史实”，永远是一种人为选择的产物。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贝克尔所认为的那样：那些僵死的躺在文献资料里不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的文字记载只是记载而已，不能称为历史事实。不同时代的人们会对不同的历史事实感兴趣，所以说，历史事实是常常处于变化的状态，并不像科学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永恒不变的特征，历史事实无法脱离历史学家的主体，也不能为自己说话，是历史学家让其说话。（于沛主编：《20世纪的西方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0页）

　　另一方面，要看到它们的价值，对于“八五美术”原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毕竟为历史学家的工作提供了思考的依据。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二十世纪西方新史学在观念上与传统史学争锋相对，但是，在对史料的高度重视，对史料真伪的鉴别，史料考订的技术方面确是一脉相承的。有学者认为，新史学在史料范围和史料选择方面，新史学大大超过了旧史学，例如日常、普通人的生活，例如图像，例如过去常常被忽略的微观、边缘的资料也进入了史料的范围，这些大大扩充了历史研究的范围。所以，“史实”不可偏废，尽可能全面的收集有关八五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对八五美术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在“八五美术史料”中出现最多的“回忆”和“口述”，可能需要以更审慎的态度去对待。记忆是一种选择性的行为，仅仅靠记忆并不能解释清楚和反映历史现场的各种利益关系和相关问题，记忆可以是揭示，也可以是遮蔽，只有那些被回忆者所期待的东西，才能进入到记忆中。关于“八五”历史种种记忆只有纳入到一个整体的记忆拼图中间的时候，会给历史研究提供另一种想象渠道和空间，除了考证记忆与“史实”的对应关系之外，人们更感兴趣的可能是，他为什么会这么回忆？对于那些明显不实的回忆，如果不是有意编造，那么，这些虚构的“史实”是如何“真实地”进入到他的头脑中去的？

　　在我们在讨论“八五美术史实”能否被真实叙述时候，同样不能忽略“价值”问题。这就是，“八五美术史实”与研究“八五”的目的和意图之间的关系。

▲1989年北京中国美术馆“中国现代艺术展”招贴画（该资料由王林提供）

　　为什么在“八五”三十年的时候，艺术界对它格外重视呢？这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过去”，而是基于当代艺术在今天所遇到的问题，是基于正在变化中的现实的需要。

　　法国年鉴学派曾明确提出“问题史学”的主张，在它们看来，历史学家是由提出问题开始研究工作的，历史研究中的这种问题意识使他们有可能不是无明确的目的和意图去收集资料，也不是被动地由史料摆布。正如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洛克所说的那样：“由于没有明确目的，人们就可能老是在那些深奥冷僻又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做文章，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无非是虚掷光阴，把手段当作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简直是在浪费精力”。（[法]布洛克著：《历史学家的技艺》，黄艳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6页）

　　为什么要重视“八五”？从“八五美术史料”的考据中我们希望得到什么？显然这不仅仅是个历史真实的问题，而是与“八五”的价值认定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八五的问题意识的统领下，人们根据自己提出的问题，有目的的去发现和探寻，那些具体的、局部的史料才能成为有意义的史料，关于“八五美术史实考据”才真正有意义。否则，我们有再多的历史事实和资料也未必能更好地揭示历史。就“真实”而言，一张“八五”的现场照片和一幅有关“八五”的绘画创作，就很难简单地说谁更接近“真实”。没有问题意识和研究意图，单纯依靠经验层次上的事实的堆积去把握历史的真实，仍然还只是停留在经验主义的层面。

　　从现有关于“八五”历史的回忆和叙述来看，人们对待“八五”的目的和意图似乎有些简单化了。由于在近三十年里，当代艺术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从贫穷走向市场，从苦难走向“辉煌”，在这个过程中，关于“八五”的回忆越来越在有意无意间契合当代艺术的这种变化。近三十年当代艺术自身的变化，已经参与到了人们对“八五”的回忆和述说之中，在一些人那里，“八五”的历史难免成为一种历史的“胜利者”对过去艰苦岁月的描述和感慨。如果谈论“八五”只是一种权力或专利。如果“八五”史实的收集、整理只是为了给“八五”英雄排座次；如果为了给个人在“八五”历史中找到一席之地，那么，这些并不是研究“八五”美术的真正意义。

　　在今年《画刊》组织的“‘八五’”遗产的启示”的系列访谈中，杨小彦、冯原的看法就体现了对“八五”研究本身的反思。这些反思意见的价值在于，对于“八五”的谈论，应该是多元的，多种声音的，不能“价值前设”，在预先肯定“八五”是一场伟大运动的前提下，再来讨论“八五”的问题。例如，杨小彦质疑：是否真的存在过一种“八五精神”？他尖锐地指出，“当‘八五’一代走向老境时，当这一代中的个别人上升成为艺术官僚时，手握重要的的艺术权力时，我们更要特别警惕新的造神现象，过度神圣化那一粗糙阶段的艺术表现，人为地拔高当年的价值，并掩饰其中的幼稚与狭义。”（杨小彦：《是否真的存在过一种“八五精神”》，《画刊》2015年第9期，第12页）

　　冯原则认为：“因为恰恰是50后、60后这一代人成为了“八五”的参与主体，同时他们也是回忆的主体，这意味着，参与者的自我回忆是需要反思的。因为很难避免某一代人会将自我理想化，或者不由自主地把自身的社会条件当成普遍的社会条件，把自身在历史条件下所获得的机遇和冒险看成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冒险。”（冯原：《不要把“八五”过于理想化》，《画刊》2015年第10期，第13页）

　　他们这种对“八五”历史叙述者、研究者内心意识、心态、情绪的考察，正是兰克学派所谓“内证”的一部分。他们的意见提醒我们，正是在特定的当代情境中，这一代人是这样回忆、讲述“八五”的，它更提示我们，“八五美术史实考据”并不仅仅只是“史实”本身。毕竟，我们不是为了史实和史实，为了考据而考据，对“八五美术史实考据”的背后，是期待“八五”对我们敞开和生成新的意义。

来源:新浪收藏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