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璜生：首先要看每一届双（三）年展的主办机构最初的出发点。例如卡塞尔文献展非常重视提出问题，学术影响力很大，它尽管四年五年一次，但每一次都像一个重磅炸弹一样，每次展览都能提出非常多的问题，例如约瑟夫·博伊斯《7000棵橡树》、“人人都能成为艺术家”等作品和观念就是在卡塞尔文献展上呈现的。可以说，这种展览模式就是一种会提出问题的展览。威尼斯双年展也在提出问题，但是它更强的特点是呈现出世界各地当代艺术最新的表现状态。它们的重点就是要解决如何把相关的作品集中在一起的问题，而且它们每一届都会有特定的理想与独立的学术判断，因此，它们的影响便越来越大。

　　收藏周刊：从展览的操作上看，跟普通展览不同的地方是否在于，先确定主题，然后再寻找相应的艺术家，甚至让艺术家围绕主题进行创作？

　　王璜生：不是的，这个理解是错误的。任何策展都不可能说有了主题然后让艺术家来创作。其实，这种大型的展览更重要的是如何发现艺术家新的观念苗头，对社会正在发生的一些问题，他们有何敏感的艺术表现。策展再从这样的基础上去梳理，整合出一个对当下一些核心问题的提出，并继续寻找相应的艺术家构建一个大型的具有国际视野的展览。当问题明确了以后，也许有些艺术家会有新的创作，都是持续进行的。　　

　　双年展模式的主题具有持续性序列性　　

　　收藏周刊：双年展这种模式的展览有别于其他展览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

　　王璜生：最重要的区别就是：第一，双年展是一个超大型的、国际性的、综合的展览，其他展览可以是局部的、专题性的；第二，它涉及当代的诸多问题，而且由于它的影响会比较大，它在当代艺术领域提出的一些问题应该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让大家都非常期待；第三，由于双年展是有一定时间周期的，它具有了持续性、序列性。

　　收藏周刊：前后两届之间的主题是否要有关联性？

　　王璜生：是的。关联性就在于主办机构的学术理想是什么，它的学术关注方向是什么，想提出什么问题。例如第一届广州三年展，我们从国际的角度来回望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的当代艺术，就是将国内的当代艺术放在一个国际的平台上来处理。那么，第二届我们继续沿用区域性与国际性这种关系，做了有关“三角洲”的社会形态的探讨，通过从珠江三角洲出发，引伸出三角洲社会形态所形成的现代性问题，并以此延伸到新发展的区域，包括南美等的探讨。

　　再如第三届的“与后殖民说再见”，也是一个非常尖锐的当代问题，这个主题在之后的上海双年展再次被提出来讨论，在之后的威尼斯双年展，我们也被作为嘉宾邀请参与讨论。

　　每一届的策展人如何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我做馆长我就做总策展人。我除了第一届担任策展人之一外，第二届、第三届都不是。第二届，我最后选择了侯翰如和小汉斯。第三届，我选择了高士明，并提出必须要请一位后殖民主义的专家，因此，最后邀请了萨拉·马哈拉吉，他是第十一届卡塞尔文献展奥奎·恩维佐策展团队成员。那个时候奥奎·恩维佐的主要研究是“去殖民化”，就是“后殖民”，而我们是“与后殖民说再见”，萨拉加入，因此，这个主题在学术上也就基本立得住。

　　机构负责人应该要有独特魅力和干劲　　

　　收藏周刊：您不担任策展人，那您处于哪个关键性环节？

　　王璜生：我的职责就是统筹协调、找钱等，是美术馆里里外外的协调人物。我这几年从广州到北京后，也做了两届中央美院双年展，第二届提出以“策展作为立场”，其实就非常敏感地以当下的“策展”问题，结合学校自身有策展的教学，然后我们又联系国际上六所重要的学校，这样一个展览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而且我们从学术上进行梳理，从策展历史进行梳理，然后提出问题又提出观点。还有，将国内美术馆的策展人聚集起来讨论，与青年策展人讨论，构成了很丰满的一种展览组织工作。中央美院双年展已经被国际上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双年展。

　　收藏周刊：能够把“广州三年展”与“中央美院双年展”的品牌做起来最关键的原因在哪里？

　　王璜生：最关键在于主持者的判断力和团队的强有力与否。我觉得一个机构的头就应该在这样的事情上做出判断。找什么策展人、在哪个地方切入、如何将其实现等。做展览并不仅仅是一个想法，或者是非常简单地写一篇学术论文。做展览的难处，涉及到艺术家、资金等具体工作的推进，这一系列工作的开展则需要有非常强有力的团队，团队精神。

　　我主持的这么多届的展览，策展团队都是非常好的。广东美术馆本来有非常好的队伍，我现在在中央美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队伍，像王春辰、唐斌、蔡萌等。一个机构要有凝聚力，馆长应该要有他独特的魅力和干劲，能够与团队一起站在第一线。

　　收藏周刊：双年展三年展办得是否有水平，从哪些方面去评价？

　　王璜生：很重要的还是它的学术影响力，它有没有引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像我们这次的双年展提出的是“陌生的亚洲”，反应非常好。第二，是展览实现的程度。像第三届广州三年展，理论性很强，但是到闭幕的时候，还是人头涌涌。他们会觉得展览很好玩很有意思，学者去探讨问题，普通观众则只是关注展览好不好玩。因此，我觉得一个展览，作品要好玩才能继续下去。　　

　　很多主办方都不知道双年展实为何物　　

　　收藏周刊：很多当代艺术作品，观众看不懂，是哪里出了问题？

　　王璜生：作为机构而言，它有责任对展览尽自己的学术研究做出相关的解释说明、引导等。但作为一个有文化涵养的机构，对作品的介绍也不能是非常儿童化的介绍，不能为了公众的某种比较普通的需求而降低自己对某个问题的提出。

　　收藏周刊：现在全国来说，有很多这种以双年展来命名的展览，甚至可以说有点泛滥，您怎么看？

　　王璜生：其实这一点全世界都是这样，并非只有国内，也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甚至从第一届广州三年展的时候就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了，但是，最后的判断还是觉得应该做（广州三年展）。但是国内现在以双年展三年展为名所做的展览，我觉得很多主办方都不知道双年展三年展为何物，都是在凑热闹，而且凑得很不像样。

　　收藏周刊：那我们的双年展三年展不能持续，是缺乏像威尼斯双年展这样一种体制吗？

　　王璜生：威尼斯双年展能够持续办好，就是因为他们有一套良好的制度，包括资金的保障制度、能够运作的基本制度、学术上和人事的考量，更重要的是，他们每一届都有一种共同的理想和学术目标。但是国内完全不是这样。（记者梁志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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