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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民国女画家的作品中,我一眼就瞥见了《野菊花和线装书》,这幅画左下角有两个倔强汉字——玉良42。从那一刻起,她便降服了我,用她东方女性刻骨的相思,用她忘不了却又不得不被迫分离的潘姓男子,书香伴花香的窃窃私语,终让我鬼使神差,拿起我那支读画赏析之笔,向我的读者们讲述,有关她——一个低到尘土里,从妓妾到旅法,在艺术之都巴黎名气最大、身世最坎坷、最早留学的女画家——潘玉良 。
蓝布封套的中式函套线装旧书,褪色的书脊,泛着发黄的书页,似乎还残存着一股子发霉的民国味道。薄薄厚厚的三本古旧书籍,一看到它,就仿佛看见了作者最真实的女性情怀——悲欢离合,爱情婚姻,和一个知音男子的别离长恨。在摞起的几本线装书上,那支烟斗,多像藏在画家心底的那个潘姓男人。在上海,他们共同生活的场景里,有书香,有菊香,在书香伴花香的日子里,他督促着,全力以赴地支持她走上绘画之路。
那该是怎样的情调和情怀呀?此画的背景,是一圆形扇面,扇面上的古时女子,娉婷独立,欲眼望穿,异国他乡的潘玉良,日日渴望。在离开恩人知己丈夫的潘赞化那些年,她时常画菊并以此寄托相思之情。月是故乡明,1976年,病中的她给潘赞化的儿子潘牟写信:“我的精神很痛苦,老想祖国,你喜欢吃我做的红烧肉,等我身体好了,就回来做给你吃,只要回去,我的病就好了……
潘玉良,这个原名陈秀清的苦女子,出生时父故;八岁母亡,收养他的舅舅,好赌,把她卖到妓院,先做丫头,再大些,学曲儿和弹唱。好在她相貌平平,身材也不好,不漂亮,给了她认识周围环境和人物的机会。这个不愿任人宰割,不愿受尽男性侮辱,不愿沉沦旧时泥污中的刚烈女子,等待机会,抽身离开。
在泥沼里挣扎,在煎熬中度过,上天不负,丹青不负,她的人,和她的禀赋,终于让她有了归属。17岁那年,她遇到了了潘赞化。她等来了逃出苦海的机会。他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这个潘姓男子,从此改变了她的命运,并且让她的艺术生命有了怒放的机会。
潘玉良有着一颗追求艺术之心。在法国,她画静物、画裸女、自画像,在油画史上她绝对无人可替代。玉良的作品我更钟情于这幅《野菊花和线装书》,它有着中国古典的抒情和表白。远离祖国,远离自己心中的最爱。在她的画里,透露的正是一个东方国度,一个世人难以接受“妓妾”身份的男权社会,像她这样的女子,根本无立足之地。这种悲哀和愤然,都化成抹不去的哀愁忧伤,一种无法释怀的乡愁诉于画笔,将自己的那份情怀,再上层楼,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与其说给赏画人,不如说给自己的知音知己。世人都说潘玉良的画作:“色彩线条互相依存,用笔俊逸洒脱,气韵生动,赋色浓艳,雍容华贵,别有趣味。”潘赞化逝世一年后,潘玉良得知消息,悲痛欲绝,画室里摆满了她画的菊花,因为潘赞化喜欢菊花,于是她时常画菊以寄托相思之情。(王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