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说书法，本来就是表达思想的书写形式，在文字演变的节点上，有些擅书者的书写成为别人的范本，被珍惜，称之为法书，被世代珍藏。晋唐法帖都属于此类。到了宋，伴随中国画的空前发展，书艺开始登堂入室有脱离单纯表达功能的端倪，明代随着中国画走出宫廷向民间富裕人群扩散，文字的书写，除了实用，开始与中国画一样被广泛运用于装饰和观赏。

　　如果任何书写文字都是传世奇珍，那么明以前大量文人士大夫所写作品都到哪里去了？不要说这些人是普通的书写，不是书法，我敢说如果留存下来任何一件都比当代人写得好。事实上同时期流传下来的文字典籍非常浩瀚，而这些典籍最少经过一次原创性书写和后世无数次抄写。这些历代书写文字没有流传下来，有材质的保管极限因素，更主要的是当时不具备财富性，如果统统保存下来，现存同时代法书的珍贵程度就会大大降低。比如汉罐一类的陶器，由于材质不腐，传世很多，尽管年代久远到2000年以上，现在市价也就几百到几万元不等，倘若可以穿越，我们到汉代囤积一批最好的，保管2000多年，每个卖几十万，战乱、自然灾害的毁损加保管成本，一定得不偿失。敦煌发现的大量唐人写经，市价与同时期法帖也不可同日而语，若因财富缘由而专门保管，同样不值。

　　传世的中国画，宋以前大都产生于宫廷，明以降中国画成为江南富裕人群的奢侈消费，并不是以保管财富为目的，而是因为珍贵才有了财富价值。随着绘画参与人数和作品传世的日益增多，但并不是所有遗存都是奇珍。文物界有个定律：出生高贵的才高贵。比如民国珠山八友，价格高过汉罐。近代海派大家任伯年、吴湖帆等，当时就不是老百姓的大众消费品。李可染的《万山红遍》拍出1.84亿，大家都惊奇当初荣宝斋收购价只80元，而20世纪60年代月工资有80元的人数不会比历代传世奇珍的总数多多少。到了80年代，荣宝斋门市部钱松喦、李可染的画卖出价为1000元一尺，我相信当今热衷投资收藏的人那时候没有一个能买得起。明代往后，除了值大钱的名家，传世书画作品不怎么值钱的甚多，何时能够转化为奇珍异宝？大约要走过汉罐的历程，时光让多数作品消逝，仅存的镀上几层沧桑，这就是大众消费品距离传世奇珍的距离。比如作为一般工艺品的桃花坞旧年画，如果年代很久远，同样价格不菲，这是因为稀缺性、历史性、艺术性；一件清代的手编竹篮同样也值钱，原因是相同的。

　　其实书画作为大众消费的时代已经过去，首先是装饰材料的进步，为室内美化提供了多种选择，其次是传统文化的渐行渐远，不管从哪一种路径已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人们对历史遗存的欣赏，正因为其珍贵和现实的反差，比如昆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代表它应该流行。美好的东西如果铺天盖地，就会因乏味招致大众的反感，比如样板戏。多数传统的精致艺术，可以在小众人群存在，绝不可能成为大众的流行，流行的东西必将与现代生活相匹配。

　　中国书画就是这样一种流传久远的传统艺术形式，它的辉煌属于过去，以《诗经·文王》中一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形容它倒不为过，它会长期存在于小众人群的追求，包括创作者和欣赏者两种人。而今这一领域吸引了太多的社会人才和逐利资本，显然是对传世艺术品的规律认识走入了误区，以及被舆论太多误导。大量的书画需求建立在前代传世作品的财富效应基础上，设定当代书画可以传世，并把当代书画混同于传世一流名迹，忽略这是两个不同的质。市场火爆时，通过一幅画价格的今昔对比，很容易说明天价名作产生于过去普通的低价作品；市场走低时，为子孙而收藏。未来最富有的将是懂艺术的人，书画收藏让你成为富翁，家中不挂画不是富人家，甚至如何用字画增添家宅吉运，等等拙劣的劝买宣传铺天盖地。有位朋友问一家画廊老板：你家里有几幅爷爷传下来的画呀？而我常见许多人家爷爷传下来的书画并不值钱。道理很简单，名人名画只是一部分出自寒门，并不代表出自寒门书画家一定可以成大名；爆发性的财富来自特殊的机缘，就是哲学上说的机会不可以复制，即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

　　艺术品市场所鼓吹的书画大众消费和未来增值，这两者很难集于一体。如今普天盖地的拍卖、线上交易，高贵的奢侈品也会被这样低端的抛售让市场饱和，让世人审美疲劳。（孔祥东）

来源:美术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