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此想到，1982年年底，我有幸较早拜识廖先生，她时近花甲之年。那次，我同一个青年编辑到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调查明刊《十竹斋书画谱》善本情况，同时为《朵云（中国画艺术丛集）》等组稿，用了一个晚上去拜访廖先生，请她写点深入回忆徐先生及其艺术的文章。她说，回忆到的基本上核对资料都已写了，写成《徐悲鸿一生》，书稿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8月份出书了。她家住在虎坊桥一带，离荣宝斋不远，钢筋水泥建造的方盒式公房，楼层较高，楼梯过道转弯处的电灯也很亮，找到她家很顺利。第二天一早，遵照着她的指点，我们怀着朝圣艺术大师的虔诚，参观了徐悲鸿纪念馆。总的印象是，展馆内容丰富，而徐夫人毕竟是位六十岁女性，馆办起来可真不容易。她给自己的斋室取了个号，叫“怀鸿室”，怀念远去的“鸿”——徐悲鸿，直到永远。

　　那天晚上，我们告别临行前，廖先生特地取出新书，郑重地用钢笔题句签名，每人赠送一本。我第一次见到大画家徐悲鸿先生的夫人，也是第一次获得珍贵的女性长者签名本，心情由衷地有点激动，就对她说，谢谢！徐先生是我们大家敬仰的爱国大画家，回到上海一定认真拜读，争取写点学习心得，做点宣传。这本书写得感情真挚，文字清浅，内容动人，读了之后，写成了《奋进不已为中华——简评〈徐悲鸿一生〉》，寄给《文汇报》，想不到较快在“笔会”上披露了。屈指算来，这已是三十二年之前的往事了。廖先生所写的这本书，在她生前也已经增订，改名为《徐悲鸿传》印行。

　　由《朵云》丛集，我又联想到1982年编辑第三集时，刊发徐悲鸿1950年冬所写《任伯年评传》，墨迹图照、文字誊录是徐先生弟子黄养辉先生提供的。黄先生在《徐悲鸿与任伯年评传》中说，徐先生一生重视实践，摈斥空谈；对艺术持论极严，不肯轻以一言评人。徐先生在该文中，定任伯年“为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并且断论“殆非过言也”。自1982年以来，我总觉得，徐先生对中国画史上评价最高的似乎有两位：一是晚清的任伯年，一是现代的张大千。

　　徐悲鸿自童年时，见父亲一次进城，回家忆仿任伯年《斩树锺馗》一画，始知任伯年名头，一生酷爱任氏的绘画艺术；并于1930年起，对王一亭、黄震之、吴仲熊、黄君曼、陈之初、章诚望，以及任氏子女任堇叔、任雨华等，先后作了持续耐心深入的访查核实，更研读任氏杰作，分析思考，历时二十年，才写成《任伯年评传》。这在今天急功近利的浮躁年代，很难做得到罢？这篇学术性的艺术家评传文字，史论结合，辨析精辟，中西兼顾，严谨生动，绝非一般泛泛空论者可比。

　　该评传高明处还在于，徐先生于本文，以法国老师达仰先生的法文题赞译成诗意般中文作为结语，时间上还早了四年，而立意立论也达到了令人信服、甚为有力的完美境地：

　　多么活泼的天机，在这些鲜明的水彩画里。多么微妙的和谐，在这些如此密致的彩色中。由于一种如此清新的趣味，一种意到笔随的手法。——并且只用最简单的方术，——那样从容的表现了如许多的物事，难道不是一位大艺术家的作品么？任伯年真是一位大师。（达仰·巴黎·1926年）

　　徐先生这种层层推进、臻于高潮的论据论断，所引用的可是外国大画家的难得的评论推许！而且是徐悲鸿1930年访谈王一亭之前，在法国留学时期的1926年！

　　我的想法是，徐悲鸿的这篇评传文字，是深入调研、深思熟虑、长期积累形成的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性、文献性，值得我们后人高度重视的学习范本。我大约估算了一下，如以仇英生于1494年计，那么到任伯年1895病故，恰好有四百年历史；仇英卒于1561年，可以盖棺定论来说，则到1950年也将近有四百年历史。因此，徐先生说，任伯年是仇英以后四百年来中国画家第一人。

　　多年以来大家都熟知的，徐先生又评述过张大千，是“五百年来第一人”。这个说法，见于他为中华书局1936年版《张大千画集》所作《序》。第二，这个“五百年来”同仇英以后“四百年来”相交有所重复。所以，是否随感而发、随意而说，有点捧场之嫌？那么张大千和任伯年，究竟哪一位是第一人？

　　据2015年5月1日《文汇报·笔会》刊陈长林《名家自矜何必当真》一文，说张大千颇有自知之明，对“五百年来第一人”没有照单全收——他谦虚地回应：五百年来第一人，说得太过了，太过则近于开玩笑了。但他对自己的鉴定能力，毫不谦虚地自称“五百年来精鉴第一人”。还得意地说：“一触纸墨，辨别宋明，间抚签赙，即知真伪。”该文作者并对张大千在自身厨艺、画艺比较上，定厨艺高于画艺，未必没有“开玩笑”的成分。

　　自然，徐先生与张大千为好友，对他是很了解的，可以说深知张的生活习性脾气与绘画习性风格，在张大千1950年出国后是否回国等问题上，是很有识见的，也是一种评价。据王震编《徐悲鸿书信集》（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版，259页），致陈从周第二、三封信中，徐悲鸿称：“闻大千先生在川派到一千份公债，此事甚为难！”（1949年10月28日）“大千先生返国之事，我与同人皆在商讨，因为既归便难再出，必须计划妥善，方可去信，既去信，必求省效，以是迟迟。”（1951年元月12日）

　　2013年4月，“一纸飞鸿——上海图书馆藏尺牍文献精品展”开幕，并出版《中国尺牍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新见到徐悲鸿1950年致陈从周二信墨迹。前者10月21日提及：“大千先生至印度恐系无可如何，我们希望他来北京与我们同样生活，若照他以往之豪华情况则不可能矣。”后者元月25日信中强调：“我则标榜任伯年，我之评价尚较足下为高。我以为中国自有画以来，若伯年者不能过二十人，因彼于人物、写像、山水、花鸟皆第一等也。特彼为抒情诗人而未为诗史耳（上海吴仲熊家藏伯年《八仙》四幅中，韩湘、曹国舅幅实是仙笔，古今所无）。其花鸟为大地古今第一。八大、石涛不过在极恶劣之董其昌后，反其作风而已，实未尝创制一幅极头等之作（八大有一幅好荷花，石涛有一幅墨团团，确是好作品，其外多未见成功）。当然此乃我个人意见。二人确有奇才，特学力未充实耳。又石涛文笔甚佳，有奇思妙想，此则伯年所不能。吾人就画能（论）画，正不必牵涉其他问题。惟当年欣赏绘画之人，仅为文人一个阶级（层），其他人皆无份，是以致其范围如是之窄也。”

　　在这封信中，徐悲鸿坚持强调人物画、写像艺术的重要，形象思维写实的重要，才气之外学力功夫即绘画技巧能力的重要，而且他自己也是一直这样实践的。因为他秉持一种理念：“绘画之重点在人”，要多加研究。这封信也再次证明，徐悲鸿对任伯年的评价发自内心，非常辩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比较，论其长短，真诚而严谨。并且他认为，中国自有画以来，如任伯年全能特异卓绝者，仅二十人以内而已。这可视为徐悲鸿撰写《任伯年评传》的预演和前奏，酝酿已久。到是年冬天，已趋于思考成熟，他走笔成文。

　　在《任伯年评传》中，徐悲鸿指出：“学画必须从人物入手，且必须能画人像，方见工力。及火候纯青，则能挥写自如，游行自在。……故举古今真能作写意画者，必推伯年为极致。”“伯年于画人像、人物、山水、花鸟，工写、粗写，莫不高妙，造诣可与并论。盖能博精，更借卓绝之天秉，复遇渭长兄弟，得画法正轨，得发展达此高超境界。”徐悲鸿接着强调：“但此非徒托学力，且需怀殊秉。不然者，彼先辈之渭长昆季曷无此诣哉？”徐悲鸿记任伯年杰作，也较信札为详：“首推吴仲熊藏之五尺四幅《八仙》，中之韩湘、曹国舅幅，图作韩湘拍板、国舅踞唱，实是仙笔，有同（陈）之初藏之《何仙姑》。……此等珠圆玉润之作，画家毕生能得一幅，已可不朽。矧其产量丰美，妙丽至于此哉！此则元四家、明之文沈唐所望尘莫及也！吾故定之为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殊非过言也。”并说，只是“伯年为一代明星而非学究，是抒情诗人而未为史诗，此则为生活职业所限”；方之古天才，近于太白而不近杜甫。

　　综上所述，关于任伯年的评价从信札到评传，徐悲鸿这些论证，并非心血来潮，更非表面应酬——他完全没有必要，去讨好已故的海上画坛领军人物任伯年。何况，徐悲鸿还尽其心力，以油画妙笔作《任伯年画像》，让人们在研读《任伯年评传》时，一并领略到任伯年的独特风采。

　　补记：2015年8月24日，我在“上海书展”购得《回忆张大千》一书，读了数篇文章颇有感触。

　　徐悲鸿先生四十岁时评说张大千为“五百年来第一人”，比《任伯年评传》早了十四年，显然赞赏之余，缺乏周密思考、逻辑论证。以至于《张大千画集》出版三十六年之后，张大千在1972年“四十年回顾展”的《自序》中这样说：“先友徐悲鸿最爱予画，每语人曰：‘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予闻之，惶恐而对曰：‘……是何言也。山水石竹，清逸绝尘，吾仰吴湖帆；柔而能健，峭而能厚，吾仰溥心畬；明丽软美，吾仰郑午昌；云瀑空灵，吾仰黄君璧；文人余事，率尔寄情，自然高洁，吾仰陈定山、谢玉岑；荷芰梅兰，吾仰郑曼青、王个簃；写景入微，不为景囿，吾仰钱瘦铁；花鸟虫鱼，吾仰于非闇、谢稚柳；人物仕女，吾仰徐燕孙；点染飞动，鸟鸣猿跃，吾仰王梦白、汪慎生；画马则我公与赵望云；若汪亚尘、王济远、吴子深、贺天健、潘天寿、孙雪泥诸君子，莫不各擅胜场。此皆并世平交，而老辈文人，行则高矣美矣！但有景慕，何敢妄赞一词焉！五百年来第一人，毋乃太过，过则近于谑矣！’”这里，张大千很明确：捧场过头则近于开玩笑了。

　　以上文字见诸张大千次女张心庆《回忆爸爸几件事》，原载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3月版，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张大千》第309、310页。

　　顺记一笔：《回忆张大千》一书于1988年3月首次以《张大千生平和艺术》书名出版，首篇即1936年版《张大千画集》的《序》，只是我查检了上海辞书出版社所藏该书，见原《序》标题改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原《序》结尾“丙子三月徐悲鸿”成了“廿五年夏悲鸿”，原《序》中“纵情挥霍”下脱了“其所挥霍”。一篇短文，不知怎么，有了如许改动？

来源:东方早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