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世雄，1933年生，广东南海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原中国画系主任，岭南画派研究室主任。擅长中国山水画，在艺术上注重继承中国民族绘画的优秀传统，博采众长，努力探索中国画山水的时代精神，刻意求新。作品被海内外多家博物馆及收藏家收藏，其中《珠江春晓》、《云峰叠嶂映松涛》等作品分别为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紫光阁收藏。出版有《梁世雄画选》、《梁世雄山水画选》、《黎雄才、梁世雄访日画集》等。

　　谈及广东美术，梁世雄是绕不过去的名字。他师承黎雄才、关山月，得岭南画派的真传;同时又受其岳父容庚先生影响，在诗书画等方面都造诣颇深。与此同时，梁世雄也是一个承前启后式的人物，他长期担任广州美院国画系主任一职，诸多广东当下颇为活跃的画家都曾受过他的影响。

　　我们是在广州美院著名的33栋采访的梁世雄。这栋兴建于上世纪90年代，现在已经显得有些残败的老楼可以说是广东美院的镇院之宝，包括梁世雄、潘鹤等岭南颇为重要的艺术家都住在这里，古朴宁静，与广州美院息息相关。

　　像梁世雄这一辈的中国画家，甚至包括他们的前辈黎雄才、关山月、潘天寿等等，在画家身份之外更有教育家的身份。他们处在一个中国画式微的时代，肩负起发展传承和教育的重任。而细数梁世雄的艺术之路，处处与他的教学研究息息相关。正是有了这几代前辈艺术家的努力，才有了今天中国画发展百花齐放的盛景。

　　中南美专岁月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的书画学习是怎么开始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梁世雄：我出生在佛山南海的水乡，那里有河涌、池塘、古榕，是广东典型的水乡景观。当时很多画家会到那里写生，我五六岁的时候就经常跟着他们，看他们画画，很着迷。就这样我渐渐萌生了对绘画的兴趣。

　　我的父母都不懂美术，走上绘画的路完全是受环境和老师的影响。读小学时，美术老师何湛机发现我喜欢绘画，于是开始对我进行特别辅导。每到周六日，我都会到他家临摹他剪自报刊的“藏画”。何老师曾师从岭南画派前辈黄少强先生，与之有很深的渊源。到中学时代，何先生依旧是我的美术老师，也更加用心培养我，他对我影响很大，使我从小就深受岭南画派的影响。

　　16岁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当时省艺专在光孝寺里。除了省艺专，广州当时还有一个市艺专，两个学校各有所长，省艺专的校长留学日本，所以更加推崇西洋的技法，我们当时有机会欣赏过野兽派的绘画;而市艺专则以传统为纲，当时关山月先生、黎雄才先生都在市艺专。1949年之后，省艺专和市艺专合并，成立了华南人民文艺学院。可以说进入省艺专，是我绘画生涯的开始，也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

　　南都：我们都知道你师从关黎，具体而言，你是如何开始跟随黎雄才和关山月学习的?

　　梁世雄：两个学校合并之后，关山月、黎雄才等老师从市艺专过来，我从此时开始便跟随关山月、黎雄才、方人定等岭南画派的老前辈学习。也正是在这些老先生的影响下，我渐渐爱上了中国画。但不久之后，由于土改需要干部，我们当时几乎都下到地方参与土改，所以我其实也没上过几天课，也就是开始接触素描、水彩，打下了一点基础。

　　土改结束后，中央决定将中南五省的美术院校合并成立中南美专，定址在武汉。我随华南人民文艺学院一同去了武汉，之后在中南美专学习了三年。那个时候并没有详细的学科划分，统称为绘画系，同时学习国画和油画。

　　1956年，我从中南美专毕业后，组织上原本想派我去波兰学习陶瓷工艺。但我当时已经明确自己将来要从事国画创作的决心，婉拒了这个安排。当时中国画还处于虚无主义的争论中，很多人都认为学国画是没有出路的，但我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面对中国画的这一困境，老先生们也特别的紧张。后来包括关山月、潘天寿在内的一批教授在北京开会，商讨国画教育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如果不成立国画系，将来国画就后继无人了。最终才决定在美术学院体系内成立彩墨画系——— 当时怕反对声音太大，还不敢直接叫“中国画系”。这样中南美专最终也成立了彩墨画系，由关山月任系主任，黎雄才任副主任。

　　由于学校师资匮乏，我毕业之后便担任中南美专绘画系助教。从这时开始，我才正式走上了国画教学和创作之路。从中南美专到之后广州美术学院成立，我既是关老、黎老的学生，也是他们的同事，耳濡目染之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南都：两位老先生对你的影响和启发最大的地方在哪里?

　　梁世雄：两位老师都特别强调要打好扎实的基本功，我的基本功都是美院老师训练出来的。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两位老师也希望我们能既能有时代精神，也有个人风格，更要能青出于蓝。

　　其中，黎雄才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特别强调写生。我一直都在实践他主张的毛笔写生的方法。因为用毛笔画中国山水速写，有很大的优势。线条的粗细、用墨的干湿浓淡、下笔的疏密，都是虚实变幻无穷的。而且毛笔画下去是无法改动的，所以想要画好就得观察仔细，要眼睛、脑袋、手和笔一起动。

　　南都：写生的重视体现在哪里呢?

　　梁世雄：那时老师们经常带着学生下乡写生，我们作为助教都得跟着去。当时我们跟黎老去乡下写生，他总是风雨不改，十分勤奋。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井冈山写生。突然天降暴雨，大家都觉得不用出去了，但是黎老一定要去，于是我便跟着去了。尽管风雨交加，但黎老依旧认真作画。每次一到什么地方，黎老总是跑得最快。有一次，关老、黎老一起去衡山写生，天都快黑了，他们还在认真创作。

　　老先生们的这些影响，我现在总结起来就是六个字：严格、勤奋、探索。两位老师对学生很严格，从不随便表扬学生，都是挑你的毛病。所以我也就会很严格地要求自己。我每次与关老见面，他第一件事总是会问到“最近在画什么画”或者问“有什么创作计划”类似的。所以我总是不敢偷懒，老师的话时时刻刻都鞭策着我。

　　南都：具体到关山月先生，他对你影响最深的是什么，他又有什么特别值得学习的地方呢?

　　梁世雄：关老除了和黎老一样特别勤奋，同时严格地要求我们外，还特别主张我们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不要有门户之见。在美院学习时，但凡有外省的画家来广东，关老黎老一定会邀请对方来讲学。1959年潘天寿来美院讲学，关老亲自主持，请他专门谈谈中国画的题款问题。除此之外，唐云、李可染、黄胄、程十发、叶浅予等大画家当时都来广美讲过学，有些是特地请他们来，有些是知道他在广州就顺势邀请。当时也很随便，没有讲课费，讲完以后，请他去南园吃一顿饭，大家也乐意交流，特别开放，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所以，当时除了在彩墨画系的老师们，我们跟浙江、北京、上海的老先生都有接触。潘天寿到广州讲学时，我有幸结识了他，后来只要我去浙江就一定会去拜访他。他很有修养，口才也很好。潘先生画画很肯定、落笔很有力，爱用方笔。他说：“我比齐白石聪明，但是他比我勤奋。”潘先生有一个图章叫“懒寿”。其实他不懒，只是谦辞而已。

　　除了潘先生，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时黎老请来的卢振寰老先生。他本是市文史研究馆的馆员，在山水画方面功力很深，传统技法很好，随时可以在课堂上画出多种传统技法来给学生看。而且他为人很随和，八十多岁的年纪，上完课从来不坐车，都是走回去的。我有时候陪他走回家，他在路上就一次次跟我讲历代传统名家的技法、南派北派的区别在哪里，对我很有启发。

　　巧融南与北的艺术风格

　　南都：自古以来中国画就有许多派别之分，解放以后成立国画系，潘老也在探索他们自己的风格，加入海派的风格，吴山明成为了他们新生的一代。那么在广州，黎老、关老他们有没有在教学方法等方面尝试着走出一条广东自己的风格?

　　梁世雄：当时我们在广州也在探索自己的教学体系，并吸收了很多浙江的经验，因为浙江美院比我们开始得早。浙江美院特别强调书法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学国画要三三制，三分之一画画、三分之一写字、三分之一读书。潘先生说，国画需要修养，书法是基础。当时我去浙江美院，他们教室里挂满书法作品，学生一大早就要开始练字。我从浙江美院学习回来后，觉得我们也要成立书法专业，招收书法专业的研究生。这是受了他们的影响。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央美院、浙江美院、广州美院三大美院三足鼎立。彼此之间互相吸收、互相影响，都在探索自己的路。1985年，中央文化部召开中国画教学会议，主要由三大美院轮流主持。三者相互交流很频繁。当时我想拜访谁，打个电话自报家门就可以了。在素不相识的情况下，唐云先生、王个簃先生都曾经指点过我。

　　南都：那你受哪一派的影响最大呢?

　　梁世雄：正是由于这样广泛地跟北方画家的接触，我同其他岭南画家相比，受北方画派的影响比较大，我有机会去接触齐白石的学生、李可染师生、黄胄等，现场看他们如何作画，学习吸收他们的长处。

　　1980年经黎老介绍，我去过北京藻鉴堂(即中国画研究院的前身)画了一个月的画。那里条件很好，每个人一个房间，每天都跟大家交流，也没有人干扰你的创作。当时我还有幸亲自目睹黄胄、刘勃舒作画。王明明、王西京当时也在藻鉴堂。在跟他们的交流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比较注意吸收北方(画家)的用笔方式，整体气势比较强烈。总的来说，南方比较细腻，比较秀气，北方比较强烈，比较气势，所以我的画里面吸收(北方)比较多。

　　容璞(梁世雄夫人)：对，外界对他的风格评价叫做“巧融南与北，秀丽复雄强”。

　　南都：你有一段时间是在画人物画，后来才改画山水画，是什么样的过程呢?

　　梁世雄：对，我最早是画人物。这跟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当时山水画是很难参加展览的，被看不起，大家都在画人物画。我毕业后，有两幅代表作，一幅是《归渔》，影响比较大。当时是在阳江海陵岛画的，我跟几个老师到阳江写生，在码头看到一个渔女，打扮很有特色，我当场给她画了一幅速写。画完以后回来继续创作，最后完成了《归渔》;当时画这幅画比较取巧，不用很多人入画，单单是渔女回来以后用小船运鱼回来的丰收景象，但又不能靠得太近，因为水很浅。这幅画的影响很大，在上海展出，作为广州美院的作品在上海美术馆展出。我出席展览时，程十发先生见我就说，老梁你这个画得太好了，一看就是广东的姑娘。当时全国美协的副主席华君武，他看了我的作品，他也说这个好，很有广东特色。后来北京出版了全国人物画选、上海同时也出了全国人物画选集，都选用了我这幅作品。

　　当时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花鸟画是无害无益，人物画是主要的，你若要参加展览你就要画人物画。但是后来广州美院分科成立了山水科和人物科。黎雄才先生因为我适宜画山水，就安排我去了山水科，为了教学的需要，于是我就放弃了画人物，开始完全画山水。但是学了画人物之后对我画山水很有帮助。

　　南都：具体怎么讲?

　　梁世雄：因为画山水的画家里大多都不擅画人。而我的山水画里，经常会画几个人物，所以更富于生活气息。这些小人物在我的画里是画眼，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他们，画就会变得很一般，整个气氛都不一样了。

　　虽然我一直都是专心在山水画方面的创作，但是对小人物、小动物的训练还是抓得很紧的，这些小的东西往往是一幅画的画眼。我甚至还专门去香港看过跑马，看马是怎么跑的。观察是很重要的，观察好然后就记下来，以后凭记忆作画。云和水这些转瞬即逝的东西，画起来都是靠记忆，需要你很仔细地去观察它们的规律。

　　从人物画到山水画

　　南都：你好像特别注重去深入生活去观察，这对你的创作的影响有多大?

　　梁世雄：对，因为关老、黎老都特别强调创作要源于生活，更要高于生活。黎老当初创作《武汉防汛图》时就曾来来回回在堤坝上观摩，当时情况非常危险，长江波涛特别汹涌，但他仍然坚持要去那里写生。受老师的影响，我也去过很多地方写生、搞创作。我有一方印，刻的是“自然为师”，就是我们要到大自然里面去，以自然为师，才能够创作出好的作品。

　　南都：去过这么多地方，有什么经历是对你的创作有特别重大的影响的吗?

　　梁世雄：我去过很多地方，在我这一辈的画家中，我应该算是去过地方最多的一个了。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景色，像法国和意大利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大国，我很早就向往去看看，学习学习欧洲艺术大师的创作手法。

　　南都：画国外的风景对你的山水画风格有影响吗?

　　梁世雄：肯定是有的。我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技巧去画国外的风景，然后再做一些改变和调整，慢慢的就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我开始学美术时，就画过“大卫”、“维纳斯”的石膏雕塑。像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大师的作品，我们那个时候只能通过印刷品看到，印刷质量也不好。后来有机会去欧洲亲眼看看，肯定是要抓紧机会学习的。欧洲的风景特别多，莱茵河、威尼斯的水城啊等等一系列的。我那时候看到什么就赶紧画下来，画满了一本本速写本。回去之后再慢慢整理创作，也画了许多画，例如《夕照威尼斯》、《莱茵河畔》、《荷兰田园》等等。

　　南都：异域风情的景色对你的山水画创作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梁世雄：我觉得是在传统中融入了现代感吧。之前有一次在日本做展览，有一位日本科学家评价我的画，他说“既有中国传统的笔墨工夫，又有现代感”。1992年的时候，我曾陪黎老出访日本。回来以后在广州举办了两个人的画展，当时的省长朱森林和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都来了剪彩。我参展作品有三十多幅，画的都是日本的山水，光是富士山的就有九幅。

　　南都：可以算是你艺术风格上的一次突破吗?

　　梁世雄：很明显的是一个新的突破，一来题材是新的;二来，我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手法画富士山，每一幅都不一样，各有各的特点。有一幅《富士丛林》是受黎老的启发画的，当时黎老看着富士山特别感慨，他说：“谁说青山不老，那是假的，六十年后再看，富士山也老了，树木都长大了很多。”我于是将富士山画得特别苍劲挺拔。另一幅《芙蓉峰上一轮高》则完全相反，它是完全写意的一幅。我只画了积着雪的富士山顶，还有躲在云中的月亮。全部是用淡墨，画得虚虚实实，混混沌沌，特别有意境。像这幅又不一样，这是从富士山的山麓看到的“忍野八海”，刚好樱花开，到处都是人，就不能说像前面那样画得模糊，这张就要画得饱满一些、婀娜多姿一些。

　　南都：你以新疆的胡杨林为题材创作的《雄风岁月》，就无论是笔法技巧还是用墨似乎都跟以前的创作有了很大的不同?

　　梁世雄：其实这张画里面也是有故事的。2003年广东文联组织采风团到新疆哈密慰问援疆干部，我知道哈密附近有原始胡杨林，去之前就打定主意一定要去看看。一到哈密，我提出这个想法，当地干部一开始是答应，但后来又考虑到安全问题，因为那里靠近中蒙边境，属于无人区，手机都没有信号。考虑到我的年龄，他们就劝我不要去了。但是我说我这次来新疆的目的就是想去看看胡杨林，我的执着最终感动了他们，于是派了两部越野吉普车，安排六个人陪着我，浩浩荡荡地去看胡杨林。

　　第一天我们在县城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五点多就出发去了胡杨林。一路非常颠簸，也没有路，吉普车像是在海面上一样，摇摇晃晃地行驶了很久才到。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我怕出不来，就让工作人员在林外停车好分辨方位，我一个人冲进了胡杨林。当时特别激动，看到每一棵树都像雕塑一样，来不及写生，只能抓起相机就拍。天快黑了才回来，感觉没看够，很想再去一次。在我的要求下，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去了胡杨林，再去就好一点了，没有那么紧张了。镇里跟着的工作人员对我也很客气，他们说“这里从来没有画家来过，你是第一个。”他们觉得很难得，他们希望我画了这里能够把他们的地名也题上去。我答应了他们，创作这幅《雄风岁月》时，我把淖毛湖也题上去了。

　　所以说搜集素材真的很不容易。一位部队作家李人毅他说，很多人画胡杨，都是写实的，画得很像。但是没有我画的这种坚毅的精神、这种笔墨的苍劲。

　　南都：确实，这张作品跟我们看到的你早期的作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梁世雄：所以说怎么样摆脱老师的影响，这就是一张。他们没有看过胡杨，也没有画过。我看到了，把胡杨的精神画出来了，突破自己以往的风格。像那次从新疆回来，因为胡杨给我的感觉实在是太震撼了，当时特别多感悟。所以一连着创作了好多作品，像《胡杨月夜》、《大漠雄风》、《大漠金秋》等，都是表达胡杨那种顽强的生命力的。

　　笔墨当随时代

　　南都：不管是哪种风格，你比较多画的都是大画，为什么呢?

　　梁世雄：为什么画大画呢?因为以前黎老说过，他说山水画家一定要画过几张大画。老是画小画，就像是拉小提琴，画大画，感觉就是在演奏交响乐。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老是画小画，山水画的气派就出不来。后来我到香港，拜访了赵少昂，当时他已经八十多了。我们一见如故，他对我说他一生的遗憾就是没有画大制作，最大的也不过六尺。我当时就说赵老你现在也可以画。他说现在不行了，八十多岁了，关起门来有两桌人吃饭，儿孙们上学的学费，全得靠卖画和教学生供应，为经济奔波，根本没有精力做大画，因为画大画最需要的就是心无旁骛。我听了之后特别有感慨，想趁自己还能画，多画一些大画。现在年纪大了画的也少了。

　　南都：你的书法受容庚先生的影响很大，能否聊聊这段经历?

　　梁世雄：容庚先生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有一次，我拿着画给容庚先生看，他就说了几句话，“画还可以，字写得不行”。他说，“历代大家没有一个书法写得不好的，书法写得不好成不了大家。”听完之后，我心里很不好受，我觉得这样不行，就下决心练字。我决定每天练字，当时我问他临什么好呢?他说没有规定的，你喜欢临什么就临什么，跟我们学校书法老师要求不一样，每个人的性格爱好不一样，你喜欢什么就临。后来我看到他家里面有收藏很多碑帖，我就选了一个李北海、文征明的。为什么选文征明呢?因为他既是书法家又是画家，他的书法和画很协调。如果是别人的话，可能单独书法也是很好看，但有些字写上去和画面不协调。再后来还临米芾，和文征明一样，他也是又是画家又是书法家。最后就临李北海。又临碑，因为写大字，临碑才能写出大字。我下了很大决心，天天写，经过一段时间，写得手都肿了。

　　容璞：后来他把临好的字帖给我爸爸看，我爸爸也没说什么，只说了一句，“这还差不多。”这已经是最好的评价了，我爸爸很严的。

　　梁世雄：一开始听到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一般人不会这样讲，但不这样子的话，或许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去练字了。所以我觉得书法越写越重要，是基础。

　　南都：但是我们讲到上个世纪八十年的时候，很多西方的思潮进来，很多人就在说中国传统文化就要死了。你当时在广美担任中国画的教学，有什么感想?

　　梁世雄：我没有动摇。我始终相信，民族的东西是不会灭亡的。有一次有一位外籍华人对我说，全世界走遍了，还是中国的山水美。我也去过很多国家，就在想，是不是真的中国最美呢。后来我去了欧洲，走了一些国家，法国、意大利，去了“世界公园”的瑞士。瑞士给我印象深刻，很漂亮，但它是那种人工的漂亮。回到中国想想黄山，想想西藏新疆，觉得还是中国最丰富、最漂亮。我去过很多国家搞画展，加拿大、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外国人都很喜欢中国的风景。在加拿大有一个颇有身份的人看到我画的长江之后说，有机会一定要去长江看看。所以我感觉，山水画能够有这样的影响就达到我的目的了，可以宣传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南都：那你现在是怎么看待岭南画派这个概念的呢?很多老先生很不喜欢听到这个词，对他们来说，现在已经很难圈定他们的艺术成就是怎么样的了。

　　梁世雄：岭南画派最早是一种思想，它开放，包容，鼓励中国画跟上时代，不能够故步自封，一定要发展。另外呢，它主张吸收外来的东西。当时去欧洲比较困难，去日本比较近，所以是间接地吸收西洋。很多前辈，文学家艺术家都去日本留学，高剑父还赞助一些学生去留学，他在海外培养了很多人才。

　　改革开放以后，一开始国画系是没有谈岭南画派的，因为它已经是个过去的事情。当时关老、黎老画的是中国画，受的是中外影响。后来有一个台湾的研究生，他的毕业论文要写的就是岭南画派，他想来我们学校采访，这才又提出了这个概念。但我们本身是没有提这个概念的，后来是省高教局提出岭南画派，要广州成立岭南画派研究室，这才开始系统研究的。

　　“岭南”本身是一个自然的地域概念，不是用来人为区分派别的。岭南出来的画家画的画肯定会有地方特色，但他们也不应该局限于岭南的风光，应该多出去看看，吸收借鉴。就像岭南画派的前辈们说的，“笔墨当随时代”，越有地方特色，它就越属于全国的。（颜亮）

来源: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