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件事远比报道一幅天价画更有新闻价值，远比围观一张艺术圈权力榜更有文化意义，但是我们似乎没看到媒体有进一步的深度剖析。艺术家耿建翌没有因为自己的“记忆出现了问题”对交易方造成的名誉伤害而致歉，去年力挺艺术家“假画说”的费大为，也没有在水落石出之后发表任何声明。平时看到一幅天价画就一拥而上的评论家们，为何不做深究?平日指点江山、运筹“精神建设”的各位大咖，为何也没有态度?

　　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今天的中国艺术圈只对江湖情义负责，而不必对契约精神和诚信制度负责，也不必对真相与历史负责——艺术家在看到证据之前可以“记忆出现问题”，因为违背契约精神并不会承担严重后果，所以无需严谨地去考证。批评家不会发表评论，因为评论很多时候就是人情与站队，此事的评论会让自己在各方人情中纠结不清。费大为当时“声称可以写保证书，证明作品系假作”，事后也没有就此表态，因为江湖情义大于事实真相。一直有人劝吕澎给大家留点情面，不要把事情公开，因为大家都明白维系艺术圈运转的最重要的潜规则是面子和人情，而不是契约、公平与真相。

　　今天的中国艺术圈秉承的是等级秩序为纲，兄弟情义为目的江湖规则，而不是现代商业的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是商业社会运作的基本核心。在一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进步的过程中，对血缘家族关系的依赖，逐渐转变为对个人诚信负责、对商业伦理负责、对契约精神负责。

　　欧洲早期的社会也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后来欧洲人出海经商，在贸易过程中逐渐摆脱家庭等级秩序，建立自由、公平的契约制度。人们也由此脱离血缘宗族的等级秩序，进入公平自由的契约秩序，个人主义取代了集体主义，公平诚信取代了人情关系。

　　而我们中国人在脱离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依旧遵循着血缘和家族的旧规则。有明一代，人口暴增、土地匮乏，乡居的中国人开始外出漂泊经商，但是我们并没有像西方人一样，在交易中形成平等的契约关系与信用制度。而是结成团伙与帮派，在宗族与庙堂之外另成一个江湖。我们在江湖上膜拜大佬，结拜兄弟，人情和关系大于公正和诚信。我们秉承的是旧传统的等级秩序，而不是公平诚信的契约秩序，我们并不对现代商业社会的伦理负责。

　　古代中国人不是不讲诚信，伯玉讲：君子不欺暗室。孔子说：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但是这一切关于信用的传统在江湖人情和兄弟义气面前一文不值。因为“江湖文化”对儒家学说既有继承，也有背叛。江湖继承了儒家的等级秩序与集体主义，但是又强化了其中的“义”，强调对兄弟负责。江湖文化中的“信”，是对面子和人情交换的信誉，而不是道德秩序的公信力。

　　但是今天的江湖又有异于旧时的江湖，今天的艺术圈江湖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江湖，以往的江湖有一言九鼎的大佬，在事件不可收拾之前就会有个内部的裁决。旧时的江湖也重诚信，而今天的我们只重眼前利益，这是一个势利化的江湖。

　　在势利化的江湖文化中，我们得罪一个大佬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被排挤碾压，我们不结交兄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会孤立无援。但是不守诚信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人们不用对公平的环境负责，只需要对自己的大佬和同伴负责，只要你遵循江湖义气的潜规则，契约精神和信用制度可以抛之脑后。

　　契约精神不仅仅限于商业交易，由契约精神衍生出来的对个人的尊重，对权利的尊重，对权威的摆脱，凡此种种都是现代精神的萌芽。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穷尽西方现代艺术史的种种样式，但是始终没有迈入现代精神的门槛。

　　艺术圈的大咖不发表意见是可以想象的，因为他们就是在人情江湖的滋润中成为大咖的。

　　拍卖行的当事人当时颇为憋屈，如今也客客气气地“感谢”耿建翌老师——今日留一线，他朝好想见，这也是我们的江湖文化。

　　批评家们未必没有话要说，但是权衡得失之后还是不能说，因为坦荡荡地评论这件事，意味着你要得罪人——耿建翌、张培力、费大为，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名牌，你坦言批评所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一个不守诚信的人——这是江湖规则对契约诚信的碾压。

　　等到什么时候不守诚信的人付出了高成本，而不是写批评的人为直言不讳而忧心忡忡，那时我们才算进入现代社会，现在为时尚早，但是艺术圈里的每个老派的大咖和年轻的潮人都可以先问问自己，在这个旧传统与新观念交错的时代里，如何面对江湖秩序与现代精神的冲突，如何学习现代商业社会的伦理，这是比学习现代艺术语言更重要的事情。

来源:艺术中国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