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美术馆比喻为艺术圣殿的时代，可能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因为高高在上的圣殿，与美术馆的亲民形象，终究是有一点错位的。前者意味着威严、仰视、崇拜，后者则是在某些时候也许还要伴随着街坊邻居们拎着菜篮子，看完展览顺便叹一阵空调、洗一把小菜、打一个小盹，哼着小调悠闲来去当观众和美术馆的从业者们一致欢呼“无墙的美术馆”时，可能很少有人意识到美术馆在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的具体困难和客观需求。

　　缺钱，这是几乎所有美术馆的首要难题。不管是从国外引进重要展览，或者是自行策划学术性大型展览，展览经费永远都是不够用的。跟展品有关的创作、运输、保险、布展等事项，跟展览有关的各种平面设计和空间设计，跟社会服务有关的各种公共活动策划，不管哪一项，如果钱不到位，最终都很难得以圆满落实。不管是公立美术馆，或者是私立美术馆，最缺乏的也许不是展览的创意，而是钱。美术馆的馆长们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从各种渠道解决经费，那么也很难有大的作为。如果外行人还只看到馆长需要有学术研究、行政管理、服务意识、人文情怀，那可能已经是旧观念了。在新阶段，美术馆的馆长们首先最好是个财神爷。

　　缺人，从美术馆的立场而言，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一个健康的美术馆究竟需要多少员工，永远都不会有最终答案。在行业内的各种交流中，不少美术馆都有此同感。一方面以统计数据罗列出仅靠多少人就完成了多少展览、多少活动，另一方面也实话实说这些工作量背后的奉献、过劳和辛酸。尤其是研究人员，工作性质决定了其夜以继日、默默无闻。尤其是长线研究项目，如果说布展人员挂了几张画、导览员为多少观众做了讲解，这些都是可以量化的工作。那么研究人员查了多少篇文献、考证了多少个出处、洒下了多少汗水，也只有从事过这项工作的人，才深知其中的甘辛。

　　相对于社会，美术馆和公众之间的单向信息关系应该终结了。在美术馆运营中怎样开启社会互动模式，已经成为这个行业的新课题。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种趋势：

　　一是促进并开发广泛的社会捐赠，寻求跨领域、跨行业、跨空间的多重合作形式。坐等天上掉钱，这是不可能的。传统意义的化缘，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也需要调整思路。伸手向上级要钱、向企业要钱、向社会要钱，即便能要得到，也还只能算是习惯思维前提下的运营方式。怎样有效地吸引社会资金，把美术馆的空间优势和文化形象，变成各种跨界合作的摇篮。让美术馆在社会公共文化和公益文化活动中得到充实，刷新美术馆在公众视野中的存在感。把要钱做事，变为多渠道、多向度的社会资源合作，并跟社会各界发生有意义的资源互动，也许是美术馆今后发展的一个亮点。

　　二是人力资源的社会互动。美术馆的发展，养多少人才够？说实话，养多少人都不够。以研究为例，近年先后两批被评为国家重点美术馆的相关单位，均不同程度地缺乏研究人员。而广东美术馆在1997年11月正式开馆就提出“以研究为龙头，以展览为中心”。这些年，为了做好“保中心”的工作付出大量汗水，但是在“以研究为龙头”方面，不管是美术史研究、藏品修复研究、现代管理研究，或者是具体到每件藏品的尺寸、材质、年代、题跋、印章等的相关资料著录与研究，都还有相当大的空间。跟高校、研究机构、收藏家等社会资源怎样发生互动，仅此一项就颇为可观。美术馆的社会公共服务活动，如何吸引各种不同层次的志愿者共同参与，也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全新话题。（作者王嘉）

来源:信息时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