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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千里
2016年3月16日,1600只纸熊猫亮相泰国金山寺。
2016年3月8日,1600只纸熊猫在曼谷Chong Nonsi桥上“快闪”。
2015年5月23日,1600只纸熊猫亮相韩国首尔。
2014年7月12日,1600只纸熊猫出现在台湾地理中心碑前。
2014年6月22日,1600只纸熊猫在香港中环皇后像广场“快闪”。
2014年2月28日,1600只纸熊猫亚洲首展在台北市政府前广场亮相。
……
“1600只纸熊猫”是“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法国分会为庆祝成立35周年与艺术家保罗·葛兰金(Paulo Grangeon)合作构思的作品,2008年在巴黎首次展出。1600是全球现存熊猫的约数。目前,作品已经造访了法国、德国、荷兰、瑞士、韩国、泰国及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每次展览后,保罗都会让当地市民“领养”这些纸熊猫,再为下一个展览重新制造纸熊猫。
这个旨在唤起人们对环境和动物保护问题重视的大型互动装置作品,在点燃全球不同城市人们参与热情的同时,也强化着熊猫这一形象的文化与艺术所指意义。意义背后,不易察觉的,还有其日渐模糊的身份属性。熊猫,这一似乎理所当然的中国符号——正在越来越多地成为西方文化艺术作品中的诠释对象。《功夫熊猫》的狂欢仍在继续,纸熊猫世界巡回展又在掀起一波又一波新热潮。
对于普通观众而言,不难从这些纸熊猫和展览模式中体会到设计者的良苦用心,而当人们沉浸在这些可爱的熊猫带来的欢乐和温暖时,却未必对其作为当代艺术品的属性有正确的认知和足够的兴趣。在网友对“纸熊猫亮相泰国金山寺”这一新闻的留言中,充斥着这样的表达方式:“真有这么多就不是保护动物了”、“喜欢熊猫,但是我不能看密密麻麻的东东”、“中国大熊猫世界人民的国宝!”、“开发商这样玩都玩过时了!”、“我们就没有这效果的,要不千人做饺子,要不千人吃面”……没有人试图从艺术的角度发表意见和感受。当然,一来普通大众对当代艺术的理解尚需时日,二来当代艺术介入社会主要是为了推动社会良性发展,不是要人们都成为艺术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纸熊猫活动获得了预期效果。
问题在于,不论是《功夫熊猫》还是“1600只纸熊猫”,都不是出自中国艺术家之手。当然,熊猫是属于全人类的,谁都有权利进行艺术创作。这不是一个所谓的狭隘民族心理问题,而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责任感与创造力缺失的问题。看似熙熙攘攘、高潮迭起的中国当代艺术生态,事实上与大众的审美需求是脱节的,每年铺天盖地的当代艺术作品,不论是绘画、雕塑、行为还是影像,看似充满了对社会、环境、文化和精神的担当意识,实际上却自说自话,煞有介事,拒普通观众于千里之外。博伊斯的“社会雕塑”理念在中国当代艺术家手里,更多只是装点自己的噱头而已。
说起熊猫,不得不提及赵半狄这位曾经的“熊猫人”。其实,对当代艺术稍有了解的人,一看到纸熊猫,一定会想到赵半狄。这位从1999年开始与“熊猫”绑定在一起的行为艺术家,2014年7月4日以自己与熊猫的最后一幅合影《赵半狄宣告终结“熊猫时代”》结束了自己的熊猫时代。十几年来,赵半狄创作了一系列熊猫主题作品,如“熊猫奥运会”(2005)、熊猫时装秀(2007、2009)和电影《让熊猫飞》(2013)等。他的作品往往招致来自社会的激烈批评和质疑,如“巴黎时装秀”引发了熊猫保护专家的抗议,成都有关部门甚至提议出台地方性法规“禁止恶搞熊猫”。艺术家本人遭到来自社会的广泛指责:“摇尾乞怜讨好洋人”、“自我炒作”、“侮辱国宝”等等,其服装品牌“半狄熊猫”(Bandi Panda)的注册申请被工商局拒绝。赵半狄不但对指责予以反驳,而且也积极“出击”,两次发起抵制好莱坞电影《功夫熊猫》。
当然,赵半狄的作品也不是没有正能量的内容,例如被“烂片”、“渣片”被口水淹没的电影《让熊猫飞》,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很励志很温情的故事,只是制作过于粗糙,刻意追求一种偏执的怀旧色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各个场馆的颁奖礼仪小姐收到了来自赵半狄的五色毛绒熊猫……虽然如此,赵半狄的熊猫形象并未深入人心,在1600只纸熊猫横扫世界的浪潮中,几乎听不到有关这个曾经的“熊猫人”的声音,已经说明了问题。
说到底,艺术家以人人熟知的大熊猫这一“中国符号”为元素创作的系列作品,虽然也一再声称表达了对环境、道德、文化等问题的切肤感受,但并没有真正考虑到社会大众的审美现实和精神需求,而更像是艺术家本人的自我陶醉。因为很显然,赵半狄有意并乐于将普通民众的指责与批评都视为自己作品的一部分。
法国人保罗·葛兰金的“1600只纸熊猫”更强调消弭当代艺术与普通大众之间的鸿沟,有意模糊艺术与生活及游戏的边界。而用回收废纸手工制作并最终由市民领养的方式又温和而不动声色地将环保理念渗透其中。普通观众虽然对作品背后的艺术手法、理念和艺术史脉络没有多少概念,但这种形式让他们感到轻松,易于理解和乐于接受。
类似的案例可以回顾2013年风靡中国的荷兰艺术家霍夫曼的“大黄鸭”,以及后来受台湾桃园地方政府委托,为当年中秋节所创作的“月兔”。特别是后者,完全颠覆了上千年来中国人对“捣药玉兔”的刻板印象,让这只兔子从“桂树”下走出,惬意地躺在草坡上,仰望满月的天空。人们也获得了与“月兔”亲近的机会,更多的年轻人和孩子,都在这种新的互动方式中对传统文化的情感不知不觉加深了。
纸熊猫也好,大黄鸭或者“月兔”也罢,在这些憨态可掬的形象背后,映照出的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虚伪与悲哀。当中国艺术市场屡创天价,无数华丽炫目、故作高深的绘画、雕塑、行为、装置、影像作品引来一声声赞叹和喧嚣时,又有多少普通人真的被触动了灵魂、得到了情感慰藉和审美愉悦?我们从中又能看到几分艺术家对现实问题和传统文化的责任感与独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