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胜中：艺术就是另外一种语言

王巍（中国金融博物馆集团会长）：在艺术界有两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是79年的星星画展，第二个是85新潮。一大批年轻人，用完全陌生的语言描绘这个社会。尽管当时我从事金融领域工作，但一直怀着强烈的好奇关注着这一群人，他们的生存和生活状态，他们对世界的观察和表达。其中一个人，我大概在90年代初期就听说了，他就是吕胜中先生，用民间的语言阐述中国的当下。

吕胜中：为了今天这个谈话，我清空了大概有10多天，尽量忘记有这么一个事。以前参加讲座，会准备一些套路的话，让我觉得自己像背台词一样。希望今天的聊天，有更多的“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

故事从“上世纪”开始

曾琼：那么我们就从“上世纪”的个展开始聊起吧。我当时去了现场，可以说，这个展览在去年所有当代艺术展里面非常有重量，也非常另人难忘。这个展览是吕老师在10多年“隐匿江湖”的情况下，重新与公众的对话。

吕胜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展览比较抗拒，收到邀请的时候尽量找茬不参加。04到08、09年，实际上是中国的艺术市场最好的时间。有很多朋友对我放弃展览机会，而去做教学工作，表示并不理解和支持。但是，这些年来，我觉得自己收获颇丰。舍弃很多，却觉得很幸福。这个幸福与卖画卖了多少，不是一回事。 我在上世纪展览前沿里写到，对开幕这样的活动，多少有一些恐惧，觉得在里面挺不合时宜，硬要佯装笑脸，点头哈腰，变得没有一点自己本真的率性。14年，高鹏（今日美术馆馆长）找我做展，我一开始也是拒绝的。他说当代艺术展缺乏某种东西，但却从我以往的工作中，特别是我这些年不参与现场的东西中，看到了那些缺少的价值和态度。这个话一下子说到我的心坎，有一种理解在里面，于是就说做就做。要非常感谢今日美术馆的全力支持，给了我充足的发挥空间。

曾琼：您曾跟我讲过，周末的时候，很多老百姓带着孩子，高高兴兴的过来看展。是否对您来说公众的认可，比艺术圈的认可更重要呢？

吕胜中：说说我当兵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儿吧。当时我在电影组做一个辅助放映工作——换灯。一次去山东放电影，影片结束后，全场观众都不愿走，鼓掌，要求幻灯再重新演一遍。这个事情让我记忆很多，当时觉得特别有成就感，自己放映的作品能被公众喜欢成这样，特别高兴。 我个人一直在思考什么问题呢？关于当代艺术的公众性问题。90年代的时候，国内还很荒芜，大部分作品是艺术圈内的人在看，圈子之外没什么人关心这个事，老百姓总觉得和当代艺术之间距离很远，这样艺术的社会意义便等于0。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就像金融博物馆做艺术活动，实际上就是艺术、社会有一个互渗的机会。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被很多人理解，而不是艺术圈子内部的肯定，这是非常重要的。

曾琼：觉得您特别神奇，一方面您的作品能够吸引这么多公众来参与，并且能被喜欢。但另一方面，您又有一个标签，一个实验、前卫艺术家。我很好奇您是如何把这两件事情同时都完成了呢？

吕胜中：我倒没有想前卫不前卫的事。你刚好在这个时间，这个位置，必须得冲到前面去。我觉得前卫、后卫，在一个场地同样重要。关于所谓的“称谓”，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80年代的时候，很多艺术家愿意被别人称之为前卫艺术家，觉得老光荣了。到了90年代初，大家觉得不要太前卫，被称为当代艺术家比较合适。 到后来当代这个词也有人觉得很含糊，因为当代是时间性的。

曾琼：您说上世纪的东西拿到今天来，仍然有意义，而这个展览要解决上世纪的问题。那么您是怎么看待上世纪跟这个世纪呢？

吕胜中：不是我要解决上世纪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仍然没有走出上世纪。中国人一直在做什么？不断的宣布我要走向现代。走了100年，仍然没有走出去。突然丢三落四又回去，不断向自己传统的母亲告别，弄得母亲也挺难过的。不断的回忆，不断的告别，我觉得就是没有做好离开的充分准备。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积极倡导文化转型，而同时意识到，一旦转型了，中国的传统东西，要受很大的摧毁。于是这些人开始整理传统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掘墓人，也是发觉者。说当时呢，蔡元培曾组织10多个人的考察队，花5年时间下乡采风。这是唯一一次，博物馆化的，整理传统民间文化遗产。然而，那些民间文化遗产，到今天，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 五四之后，做那么多重复性工作，反而不如以前的学者做的准确和彻底。个人认为，上世纪90年代之后，社会改变比较大，人们才真正意识到要往前走。回首这些路径，我觉得会对未来有很多启示，不是盲目的关注当下。当下的状态，还处于一个不稳定、变动的时期、非常临时性的现象，还并未形成不是凝固的文化。

从一罐啤酒到文化的语境

    曾琼：您像是一个逆流而上的人。80年代末，中国当代艺术刚刚起步的时候，讲到一个西方文化的冲击，不过您好像没有进入这个语境。

吕胜中：并不是我没有受到影响，我也同样受到影响，不过可能我太土了，洋不了。说到中国现代化进程，其实真离不开西方化这个语境。因为中国现代化路径，就是西方化一个过程。有人说，“西方”一定程度改变了中国人的审美观点。

就拿啤酒来说。现在男孩、女孩都适应啤酒了，但在80年代之前，中国人普遍不接受啤酒，它只是一种尝试，当时那味道并不合适周围人的胃口。好多人说：“你喝马尿了吗？”“喝了”。我给它一个定义，中国人为了标志自己改革开放强咽下的一口苦水，舒服了，就融化到你骨子里面去了，因为你适应这个东西了。中国人在清代的时候，觉得洋人长的多难看啊，都不是人类。但是后来呢，长的洋气居然是一种美！和喝啤酒一回事。

80到90年代，文化界有个很重要的命题，叫东西方文化比较，甚至还有比较学。这样的研究结果导致文化要么极不自信，越比较越自卑；要么文化虚空自大，以传统文化优秀、不同点，掩盖当代人创作不足。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不再寻找这种差异性，我会寻找共同性。比如剪纸娃娃。原始文化当中也发现这种人形，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可以跟文化的共同性连在一起。92年我到慕尼黑，看到很多的不同材质的人形，发现和中国民间艺术人形完全一样。在世界的语境下，文化的共性，或许更有利于不同文化间的沟通。

曾琼：在今日美术馆的展览中，有“两地书”这一系列作品，我个人非常喜欢。通常来讲，我们看大师的展览，是有压力的。因为会充满学术性，但唯独这一块儿充满人情味、非常容易理解。

吕胜中：这一系列作品，90年代首次展出，特别有意思。当时我第一次去德国，一句德语也不会说。在房东家，通过画图和手语进行交流和对话。有意思的是，单位只支付了房租和早餐，午餐、晚餐不管，结果房东一天三顿饭每天等我回去吃，完全打破所有的规则。我们没有用文化的标签沟通，却用了最本源的方式在交流。这时候，沟通变得非常顺畅，甚至可以用图画的文字讲笑话，可以哈哈大笑。

好几年我去德国、都是房东邀请。我在别的省，他会坐火车去看我。我们不说话，坐在一起，互相看一下就够了。我个人觉得，不去找差异性，而找文化的共同性，是对东西方问题，洋和土的问题，一个很好的诠释。

曾琼：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您作品里面，在那些国际化的语言里，有一个共同东西，灵魂这个事儿。

吕胜中：有人写文章说我的作品表达了一种巫术的概念。这个事我没有去认同，也没有去反对。我觉得艺术就是另外一种语言。跟文字语言脱离关系，却成为另一种不可替代的语言。拿刚才“没话找话”的作品说，原来认为画画得遵循各种准则，或许是艺术史准则，批评家的准则，美学概念的准则。但是用画画给他们交流的时候，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用了，都清空了。只要我画这个画对方看懂了，我的欣喜劲就别提了。它是最美一张画，因为你看懂了。所以这个准则不是既有美学准则界定，而是我们互相交流，达成一种沟通的可能性，所以它变成一种美。

曾琼：那么您觉得艺术家提供的价值在哪里呢？

吕胜中：其实关于艺术家的称谓，我觉得太不重要了。你说作为一个艺术家重要，还是做一个人重要。我当然会觉得作为一个人很重要。我是不是艺术家无所谓，就这种沟通的喜悦感，我觉得比我画一个多么美的画更有意思。比如说这个对话的事情，曾经一度有人建议我是不是把这个做成作品，后来为什么放弃掉呢。是因为在我们对话人之间，当时所获得美感已经很浓很浓了，我把它变成艺术反而变得不真实了，那只是艺术的公益。所以我觉得它是不是艺术并不重要。

在实验艺术教学当中，我们对学生说，干什么要把自己“打扮”得像艺术家？为什么说自己要做艺术？你就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你做的有价值，有意义。有价值是几个价值，一个是对我个人有用。第二个对社会有用。第三个你觉得对文化有用。只要有价值你去做的，做好一个事情。是不是艺术你先不要管，做完了之后，我们拿出来展览，拿到美术馆，大家都觉得好，那就是艺术了。

不要带着原有艺术概念，原有艺术模式去工作，这就是实验艺术的方法。即便你做的作品大家都不认同是艺术品，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社会太不缺艺术家了，能当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也非常的棒。当一个堂堂的人很重要，你是一个堂堂正正人，你做艺术家，或者别的，你就是精彩的人，你的人生也变得更精彩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