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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对每个人来说都充满了变化,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更是不同寻常:因为他们既不信奉过去的教条,也无法感受老一辈艺术家所经历的磨难,同时不愿遵循现代主义的既有规则,甚至没兴趣考虑什么先锋艺术和精英文化所承载的社会责任。面对不同文化的未知,多少带着些许好奇的探究。或许,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讨论,我们已经习惯于在西方的视角与背景之下,被研究与讨论。在中国,有这样一群艺术家,他们来自各国,却选择在中国生活,他们的创作与当下中国的社会图景显示出一种怎样的关联?好奇背后,他们又有着怎样不同的观察与思考视角?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曾举办了大型展览《中国:镜花水月》,对于中国的理解,或许是停留在旧时的概念,还是在国际化视角中对中国文化的臆想,但确实又一次推动了对于中国文化的讨论热潮。面对那些宏大的叙事和主题,他们没有热情、愤怒、赞扬或反思,就连现代艺术所热衷的隐喻、象征等艺术形式,也都被一一摒弃。
新一代艺术家不但扩展了波普艺术和本土玩世现实主义、艳俗艺术的文化立场,而且进一步借用影像和流行文化中的视觉元素作为表现的主要内容,直接而通俗易懂地创造出时尚、虚构的图像——通过挪用日常生活中那些具有典型性的符号,来与现实环境相拼接,不断混淆着我们关于艺术、流行、时尚,以及生活功能用品之间的界限。社交网络和图像传播的快捷,令中国的当代艺术创作已经几乎与世界同步,共同面对相通的素材与社会语境问题的国际化。而在中国,有这样一个艺术家群体,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通过驻地或者交流的方式,有些人更是选择长久地生活在中国,他们的创作又呈现出怎样的面貌。然而,为什么在一个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的当今社会,年轻艺术家却总是对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急需进行的文化反思视而不见?只是理所当然地从眷养的宠物、批量生产的卡通玩具、散发着蜜糖口味的棒棒糖中获取艺术灵感,浅表和阳光般地展开着对生活的认识,这也许就是我们对他们的艺术立场渴望进一步审视的原因。丰富而典型化的市民生活场景:马路蜿蜒曲折,街上人群拥挤,空气中混杂着灰尘,墙面上贴满广告,简陋的咖啡馆气氛阴郁,而远近驰名的地标性建筑就是每日吞吐着乌烟瘴气的两个烟囱。以及那些叫卖的摊贩、业余的牙医、三陪女和出苦力的棒棒……共同勾勒出一幅形象生动的现实主义场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代艺术家,创造出了伤痕艺术和乡土绘画,由此开始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滥觞。谁又能想到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同一个地方、同样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却彻底地改变了创作的视角,是时代本身使我们对艺术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是我们关于艺术的认识再次被消解?还是年轻一代艺术家更愿意通过虚拟的方式展开他们关于文化的想象?或者,他们想用不同于过去的语言方式来增加大众对绘画的信心,并传递出这个特殊时代的文化信息。艺术中的抽象是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真正的解答。所以,很多中国艺术家如果选择了抽象艺术,就只能追寻和参照西方的模式。用设计语言,策略地解构了对形象的认识,冷静而逻辑地书写和扩展出画幅中那些可能实现的美学构成,这是一种综合的抽象图式:典型的传统形象作为原始的描绘主体,这使画面从一开始就杂揉着东西方的文化元素,来构成穿梭的节奏,形成画面的脉动感,形象此时被慢慢地隐于二维的平面中;另一方面,回避经验、游离开传统的绘画技法,让一种过去没有的书写语言来规划形色与画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有节制的线条和不间断的色点中构成了抽象与写实之间的有趣出口,也形成了艺术家自己的图式语言;强调感觉的艺术家,用游走的笔触记录下整个创作过程中艺术家对于艺术的困惑、踉跄、摇摆在极端之间的事实。在颜料、肌理的拼接中来追寻中国文人画家那些充满魄力的要素。爆发式的创造出萦绕于想象中的精灵。也许日本卡通、飘飘韩流,的确让太多的年轻人着迷。超越惯常思维模式外的新奇——如她将人物形象与动、植物巧妙地结合起来,装饰性地编织成一个和谐的整体,造就出美丽的人物形象,并让娴熟的技巧溶于晶莹,从而构成了“美”的视觉冲击。用幽默怀胎、然后用嘲弄收获,批判性地将人物、植物、动物相互交缠的巧妙构思来漠视中国长期以来的传统,强调那些让人们感兴趣的东西,如鲜艳明朗的色彩、富有吸引力的造型,图像的方式来反对艺术家创作完全受制于社会文化影响的艺术格调,并在、容易引起歧义、误读的通俗图像中发掘出对待图像的非常态度,由此来加深视觉与图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把人在社会中的尴尬处境作为关注的主题。人与动物在自然环境中的相互关系,调侃人在生活中的不幸本质。被置于一种似是而非的情绪当中,而主题的严肃与形象的嘲弄反映出艺术家揭示自我的矛盾态度。日常生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艺术关注的对象,对当代社会普遍消遣和娱乐方式的记录,通过夸张的透视、明艳的色彩、特定的光源、平图的背景,以及画面人物声嘶力竭的表情,概念化地勾勒出特定场合下的人物状态。具象的描绘并不强调传统的绘画技巧,而是代之以广告宣传画式的平面效果。
在中国当代艺术转型的过程中,这种游离开惯性模式的图像是否真的具有文化价值;二是“嬉戏”这个词本身,对于适应了传统解读方式的专业或普通受众来说很容易产生质疑和反感,因为“嬉戏”似乎是严肃、认真的对立,不管是作为一种新兴艺术现象的呈现,还是作为对某种正在生成的艺术转型的分析,合乎逻辑的方法应该是:把这些具有新趋向的作品置放在特定的环境中去,通过观众和艺术家的互动来获得真实的结论——过去几年中,年轻艺术家不管是对内容、媒材、以及艺术形式的选择和表达,都表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姿态,他们不光用“嬉戏”解构了传统的美学规范和既定的艺术观念,同时也试图通过新样式的艺术试验来释放出他们的存在。所以,我们才能从他们那些充满幻想、热情的图像中惊奇地感受到真实向另一真实的过渡,而这个过程中被模糊掉的界限,或许并不仅仅是针对艺术。
作为8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这一代人显然对不同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吸纳能力,除了借鉴涂鸦和卡通漫画的一些表现手法而外,时尚品牌的标志、身边朋友的形象、路边的垃圾桶,都可以成为艺术家构筑画面的元素,而作品的更是直接以英文命名;艺术家渴望建立自我图式和追求个人风格的愿望显而易见;轻松的人物形象与平淡的生活场景,在柔和的色调中自然呈现,中国水墨式的笔触效果强化了这种画面意境;少年时期的玩物那些原始的、非科技产物的弹弓、陀螺,以饱满的比例突出在画面中央,似乎是人生最初记忆的喃喃自语。而斑驳的色彩渍迹、没来由的小昆虫、隐约的地平面背景,共同虚构出一个已经淡出我们当下生活的另类时空;来自中国美院的徐跋骋,可以说是这个展览中唯一一个没有黄桷坪城乡结合部生活体验的艺术家。在他的画面上,大大小小的形象打破传统的透视法则和空间塑造,看似混乱又彼此关联地分散在四处,似乎不同的时空被切下一个个瞬间的剖面,组合成一个奇特的上下文关系。
中国今天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以他们几乎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广泛地获得了大家的好感,这在过往的艺术史中,尚无先例——是中国艺术本身适应了全球化的语境?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了年轻艺术家的创作灵感?还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转型悄然而至?我想,今天忙于各种事物的艺术史论专家们对此也未理出头绪——所以,我们只能在艺术展览的现场中,紧随这些文化现象去推波助澜。如果我们假设“二十一世纪”或许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转折点,那么,新一代艺术家不仅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艺术创作的具体实践中,淡化了中国社会对艺术高于生活由来已久的认识,弥合了艺术与生活的真实关系。(作者 陈源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