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政治文明不是我们的成王败寇那一套，民主宪政转型不是我们历史的改朝换代，用中国传统政治观念无法解释今天中国所要做的现代政治转型——核心是民主宪政。民主宪政是基于普世价值的现代政治文明。公共领域源于真实想法的政治自由言说，无论正确与否，都很重要，自由的真实言说本身就是力量。而且政治的自由言说也是一种有利于启蒙的行为，尽管它的直接目的不是为了启蒙，因为政治总是关涉人的价值。不过倒是要警惕，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是启蒙，而不是直接干预政治，要把政治当做启蒙的工具，而不是相反。

　　我对那些在政治问题上即使只是抱怨、谩骂的普通人仍然保留一份敬意，因为他们这样至少说明还有自由的冲动，否则可能就完全习惯于被奴役了。作为社会大众抱怨和谩骂几乎是唯一选择，它并非完全无用，它实际上展现了一种民心，而民心所向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当然，知识分子不能满足于抱怨谩骂，他要揭示这种背后的民心及其历史现实关系，从而寻找现实的历史超越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主要指向现代人性建构。这才是知识分子启蒙的作用。这种启蒙作用不是五四时期知识精英居高临下的“唤起民众闹革命”，而是理性在文化现场的逻辑展开，从而广泛培育社会理性精神。而政治变革是理性精神的逻辑延伸和必然结果。所以，知识分子（包括当代艺术家）与其去抨击普通老百姓的浓烈的抱怨谩骂（实际上是转型期的不可避免的社会情绪），还不如深入这种社会情绪去做超越性的启蒙工作。

　　一谈启蒙，以为就是五四那样，实际上是缺乏对启蒙的深入研究。在五四启蒙中，民众是被社会精英用从西方拿过来的表面的启蒙口号（如自由、个性、民主、科学等）进行灌输和鼓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洗脑”）、而成了社会变革的工具，民众的思想交流完全是缺席的，无法参与启蒙反思，启蒙并非着眼于人性的真正觉醒——人的普遍性的现代价值的确立——这是启蒙的本质，而是为了政治变革，启蒙成了政治变革的工具，这是五四启蒙的根本缺陷（在这方面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四先贤对启蒙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五四启蒙很快被民族救亡的政治所压倒（所谓“救亡压倒了启蒙”本质上也不存在，因为本来启蒙一开始就是为了救亡），社会理性精神实际上无法培育起来，以至于知识精英和民众不知不觉与极权为伍，最终走向被奴役的境地，启蒙走向了启蒙的反面。

　　而今天的启蒙借助信息时代的民主传媒已经不可能使民众的思想缺席，那么五四启蒙的方式已经不可能了。此时文化现场的争论（包括抱怨和谩骂）就是必然的，但正因为如此，启蒙才被迫回归西方启蒙的本质，而不被中国知识分子顽固性的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意识形态所绑架。新世纪开启的第三次启蒙才可能完成，中国政治转型（包括其中的中国领导人的人性觉醒）才是可能的。第二次启蒙是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根本问题与五四启蒙是一样的，都是把启蒙当作了政治变革的工具，所以不可能完成，政治变革也不可能成功。

　　我之所以说对那些抱怨谩骂的人抱有一份敬意，这是从他们还存在“自由的冲动”的角度而言的，而“自由的冲动”的背后未必完全没有理性的思考，实际上抱怨谩骂也可能是一种找不到出路的无可奈何的情绪表现形式。我之所以说在当代信息社会现场“启蒙被迫回到西方启蒙的本质”，这是从在信息社会民众已经借助信息时代的民主传媒（网络、微信等）而成为思想交流的在场者而言的。知识分子的任何思想在信息传媒的现场都会受到民众的审视，那种抱怨谩骂本身就是一种审视的态度表达，尽管表达方式是非理性的，但背后未必没有理性判断（很多知识分子在无可奈何时也会抱怨谩骂），这种互动本身就有利于理性的生长。这种思想的在场使民众不可能再被社会精英的启蒙口号灌输、鼓动而成为社会变革的工具（中国社会精英的政治实用主义情结是根深蒂固的，它源于儒家的境界并不高的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入世理想），民众不容易被忽悠，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才是可能的。所以说中国启蒙在信息时代是被迫回到西方启蒙的本质，它不以知识分子的意志为转移。

　　启蒙对国家领导人的人性觉醒（理性觉醒）也是能够起作用的。美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托马斯·潘恩（被比作美国的孔子。出生于英格兰）的《常识》（被比为美国的《论语》）就影响了美国包括华盛顿在内的国父们，影响了美国的国家独立和三权分立国家体制的建构，连《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的富兰克林就直接说过《独立宣言》引用了《常识》的许多内容，当然《独立宣言》还体现了许多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以至于《独立宣言》本身就成了经典的启蒙思想文本。至于欧洲的众多的启蒙思想家更是无一例外地影响了世界现代转型的各国领导人，连现在的中国领导人***都推荐过潘恩的《常识》。所以，国家领导人与普通人一样也是可能人性觉醒的，绝不是邪恶得铁板一块，而其人性的觉醒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社会综合影响的结果，而启蒙是根本性的社会影响。只不过中国的启蒙就不能完全依靠西方启蒙思想，而是尤其需要依靠利用西方启蒙思想的原理破解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对于现代转型的障碍和可能性、从而产生的既符合现代普世价值、又适合中国历史与现实具体情况的中国现代转型的特定启蒙思想（儒家文化场域中的特定启蒙观念与方法论），这种特定启蒙思想的创造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

　　而艺术完全应该、也能够深刻参与启蒙的进程。西方文艺复兴的后三杰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都是艺术家，艺术成了文艺复兴的重要方面，而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一脉相承，可以说文艺复兴是启蒙的滥觞。而在启蒙运动中，艺术对于启蒙的进程同样起了重要作用，像巴洛克、洛可可、现实主义艺术以强调人的价值（理性与感性的结合）参与启蒙，既是启蒙的结果，又是启蒙本身；而被誉为欧洲近代绘画滥觞的启蒙运动艺术家戈雅更是以绘画向宗教专制挑战，直接表达启蒙的主题。而对于作为观念的当代艺术，更应该、也更可能以文化的先锋思想，深入历史与现实的问题，以特定理性通过艺术作品去做超越性的启蒙工作，深刻参与中国启蒙的进程，从而也间接参与中国的现代转型。而这种对启蒙的参与实际上从“85艺术新潮”已经开始（参与了80年代的中国第二次启蒙——思想解放运动）；到新世纪，尤其是我倡导的“问题主义艺术”，更是深刻、广泛而又本质地参与第三次启蒙了，至今方兴未艾。艺术虽然不能直接提供超越性的系统启蒙思想，但其对精神前沿的敏锐感觉可以为启蒙思想提供新的生长点，其特定观念的艺术形式也可为启蒙理性的社会传播提供感性推动的力量。（吴味）

来源:艺术中国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