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给各种人群所造成的伤口，很多时候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抚平。恰恰相反，历史的伤口会在很多人身上发酵，变成某种难以描述和厘清的复杂情感。从纳粹到前苏联的文化政策，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商业艺术，从互联网生态到恐怖主义，当其中的某些概念被抛出的时候，往往激起的不是人们对事情本身的讨论，而是带着哭腔的彼此争斗。去日未远，历史也难以沉淀。

　　但我们依旧需要谈论这些问题。尤其是带着冷静和客观，主动隔开一定距离，去考察一些危险思想在其诞生之初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即使再危险再荒诞的思想，也合乎着某种理性的选择。这种局面下，艺术恰好是一条历史的隔离带，将我们与那些疯狂的时代、疯狂的人隔开，让我们能够冷眼旁观，端正自己的态度，进而用我们自己的理性去理解他们的痛楚与无奈。

　　鲍里斯·格罗伊斯的文章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刚刚出版不久的他的文集《艺术力》中，收录了许多甚至在美国的政治学研究中都颇为敏感的话题。例如，政治中的“英雄主义”固然十分危险，但我们该如何面对艺术与电影中的英雄主义?甚至说，我们该如何理解至今都未曾彻底在民众中被弃绝的政治英雄情结?在关于希特勒的文艺思想研究中，他认为正是因为法西斯主义的出现，重新唤起了人们关于英雄的身体的讨论。这一“身体的时代”，让我们至今不仅通过大众娱乐与政治明星深入其中，还让某种极端的思想依旧无法被清除干净。格罗伊斯提示，这种状况恰恰是由于我们难以面对自身所处的媒体的现实，难以将有关“民主”背后或单一或复杂的情绪抛诸脑后，方才出现了问题。理论上的平等，并不等于实际“身体的平等”——尤其是在今天媒体日益发达的社会里，在移民、难民与外来务工人员的时代，这些问题开始变得更加棘手。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在这本文集中还有许多有趣的讨论。

　　倘若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中的很多话题甚至不那么政治正确，又或者好像在为某种历史上被宣告结束或者讳莫如深的观念进行着辩护。但这恰好是艺术可以为之而政治难以抵达的部分。当然并不是说，由于某种政治原因，我们并未对这些思想展开研究和评述。而是说，格罗伊斯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十分恰当的谈论方式。当我们谈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时候，我们并非仅仅怀着某种无奈和抱怨去观看它，也并非是怀着无限的爱戴与喜悦去行动，而是把它在艺术的诸多观念中重新还原，让原本讨论的问题再次回到今天的视野之中。

　　当初争论问题的时候，必定包含着某些具体的社会情境与艺术创作时遇到的难题。即使在今天，这些难题也并未发生太多变化——用艺术去探讨理想主义，似乎要比用政治去探讨理想主义“安全得多”，或者说理性而客观得多，又或者说，这是当下的无奈之选。总之，这似乎是一条超越简单对立，超越反讽与谩骂、超越故弄玄虚与暴力莽撞的更好方式。尽管，我们也没有否定任何政治行动者们的高尚与伟大。（作者张未）

来源:美术报责任编辑:简宁